统合治理与中国县域治理现代化——基于县域议事协调机构的经验分析

当代中国基层的统合治理,是以党组织的领导权威为基础,依托党政体制的组织架构,实现对“条条”与“块块”的整合协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合治理模式,既克服了科层制的弊端,又超越了西方整体治理、弹性治理等理念,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的独特优势。近年来,随着中心工作的多元化,一方面,县域统合治理的需求大量增加,县域党委政府频繁启动政治动员,建立议事协调机构,基层各层级、各部门都被卷入政治动员体系之中,使得基层治理体制刚性化;另一方面,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日益增加,但统合效能并未得到同步增长,统合治理出现“内卷”局面。诸多议事协调机构只具有形式、象征意义,而并未发挥实质性的统合功能,催生了大量的“软协调”。大量软化的议事协调机构的出现,成为基层形式主义的重要表现。     

数字协商民主与基层治理民主化——基于江苏淮安“码上议”协商平台的实践考察

协商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江苏淮安“码上议”协商平台的实践表明,数字技术赋能基层协商民主,开启了基层议事协商的开放空间模式,打破了传统议事协商的时空局限,拓展了议事协商的公共领域,改变了基层公共参与“沉默的螺旋”状态,推动协商民主运转起来成为“旋转的陀螺”。“码上议”将调研融入协商的实践机制和多元主体的协商结构,强化了议事协商的公共理性,实现了议事协商从“众意”向“公意”的转换。而人民政协的桥梁作用和社会公众的跟踪监督,共同推动了议事协商结果的转化落实,助推基层协商民主实现过程民主与实质民主的统一。基层协商民主的数字化,驱动着基层公共事务的民主化治理。     

制度变迁中的协商民主

协商民主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对西方协商民主理念的合理內核所进行的本土转换,现阶段,协商民主体现在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但是,由于缺少国家制度层面上的规范,民主监督比较薄弱,民主党派的代表性问题遭遇到困惑,使得执政党与参政党的互动关系的合理性受到了挑战.利益诉求的表达是一种常规性的社会政治现象,是政治上追求民主权利的表现方式.因此,有必要构建多元、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提升民主党派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协助力和推进力,以有效克服中国政党政治在特殊的历史发展逻辑中所面临的"民主困惑".     

基于协商民主管理视角的学生议事会论析

学生议事会是一种架构于现代大学民主管理框架下的议事组织和协商平台,具有较为深层的民主意蕴,如议事范围的普遍性、话语的平等性、过程的论辩性等。同时,还具有较为积极的现代价值,如扩大了学生的公共参与、提升了学生的公民意识、推进了高校的决策科学、保障了校园的和谐稳定等。在高校推行学生议事会制度更有其内在的政治逻辑,如保障公民权利是政治民主的核心原则、注重民主协商是代议民主的必要补充、凸显公共理性是现代民主的基本要求、主张多元诉求是政治民主的价值追求、参与公共治理是民主政治的终极目标等。     

多中心治理视角下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以浙江温岭行业工资集体协商为例

当前,劳资纠纷的大量涌现对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强调主体的自主性和相互之间的调适合作,多中心治理理论为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提供了重要启示。温岭行业工资集体协商的经验证明,劳资关系治理的制度创新不能从外部强加,而应符合当时当地的环境条件;在劳资关系治理的制度供给实现之后,各相关主体要在这一制度框架下相互协调与合作,扮演好各自的角色。在当前中国的劳动关系领域,政府应该为工会组织、企业主或企业家协会以及普通职工在劳资关系治理中发挥各自的作用并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创造条件,从而形成受各方普遍认可的劳资关系治理长效机制。     

论发展基层协商民主对完善基层党组织联系服务群众制度体系的价值

基层协商民主作为社会主义基层民主的重要形式之一,具有推动党联系服务群众的制度创新的内生优势。基层协商民主是党联系服务群众的制度创新实践载体,要完善基层协商民主形式,丰富党联系服务群众的常态化内容,基层协商民主是检验党联系服务群众的制度创新的绩效平台,要增强基层协商民主实效,构建党联系服务群众的长效机制。     

协商民主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

在西方民主理论中,消极保护个人权利与积极参与公共生活之间一直存在着张力,造成了强调消极保护与强调积极参与的民主理论的此消彼长。但事实上,二者不能完全分立,需要找出调和他们的方案,参与式民主理论发展的新阶段——协商民主理论——为寻求消极保护与积极参与提供了平衡机制。虽然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与西方民主的演进有着本质区别,协商民主并不完全适合中国,但对中国仍有诸多启示：一是通过公共协商机制,加强基层民主,促进公民的有序参与,循序渐进地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二是采取选举与协商并举的民主模式,在完善选举制的同时,加强公共协商,为保护公民权利提供有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