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A框架下遗传资源及传统知识保护谈判与我国的应对策略

遗传资源及传统知识的保护涉及两个重要的法律问题:一是遗传资源及传统知识保护与知识产权保护之间的协调;二是国内法如何落实《生物多样性公约》(CBD)对遗传资源及传统知识保护的要求。与多边体制下的政治博弈机制相比,双边体制下通过自由贸易协定(FTA)的谈判,可以推动遗传资源及传统知识保护的进步,有助于协调国内法在保护遗传资源及传统知识方面的冲突。就FTA的签署对遗传资源及传统知识保护产生的实际影响而言,已有的谈判成果推动了遗传资源及传统知识保护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协调与发展。我国在今后的FTA谈判中,应当高度重视遗传资源及传统知识的保护,厘清FTA签署对遗传资源及传统知识保护的影响问题,以便应对国际局势的变化并在双边谈判中维护国家利益。     

中欧关系为什么会“降温”

临近2007年底，虽然11月中欧领导人峰会召开，中欧双方领导人就中欧关系达成一系列共识，互相聆听意见，开诚布公进行探讨，并同意加快中欧《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谈判，为未来的中欧合作确定框架和标准，     

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多哈健康宣言》之后的发展

《多哈健康宣言》、《总理事会决议》以及《修订TRIPS协定议定书》所建立的“第6段机制”放宽了对医药产品的专利限制，突破了TRIPS协定关于强制许可药品主要供应国内市场的规定，从而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进口廉价专利药品以解决公共健康问题。借鉴国际和国内层面考察实施“第6段机制”的立法和实践，我国立法应立足于促进我国公共健康事业的发展。     

《红线协定》与中东石油政治格局的变迁

《红线协定》的签订打破了一战前后英法等国对中东石油的殖民控制,预示着全球石油权力嬗变的开始,而《红线协定》的最终解体又确立了美国石油公司在中东的支配地位,标志着美国取代英国中东霸权地位的开始.     

前苏联“东方战线”的建立及其影响

20世纪30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初,前苏联出于自身的国防安全考虑推行其防卫政策。在此期间,前苏联不顾及邻邦国家和民族利益,不断扩张领土。这证明前苏联这一时期的外交政策具有浓厚的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色彩。从1939年9月至1940年8月,前苏联先后扩将波兰、波罗的海三国以及芬兰和罗马尼亚的部分领土纳入了自己的版图,建立了历史上所谓的东方战线。这种利己主义的行径对整个二战期间的国际关系造成了较坏的影响。     

国际仲裁实践的挑战与美国国际投资协定的晚近发展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传统上美国注重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与发展中国家签订高标准的投资协定。晚近，随着NAFTA的生效，美国被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诉至国际仲裁庭。针对国际投资实践对东道国利益的漠视，美国国际投资协定开始转型，注意平衡投资者权利与东道国利益。中国是世界上资本输入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吸取美国国际投资协定发展的经验，保护中国国家利益不受外国投资者的挑战。     

国际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最新进展——《巴黎协定》第六条实施细则及其影响

《巴黎协定》第六条实施细则为继承并发展《京都议定书》创设的国际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提供了规范基础。实施细则以《巴黎协定》“全球共同面对气候变化问题”为根本原则,强调促进国际碳交易的共同性与公平性。缔约方围绕提升国际碳市场的减排效力、碳市场如何助力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以及《京都议定书》遗留碳信用的过渡达成了初步共识。国际碳交易活跃度将大幅提升,并产生正面的经济和技术溢出效应。结合国际碳市场建设的实践,缔约方真正执行细则中的相应调整机制、全球碳排放的全面减缓功能和份额收益原则仍将面临实质性的政治阻碍和技术壁垒,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碳市场受阻,中短期内国际碳市场缺乏多边主义的共识。缔约方需继续强化《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全球气候治理的顶层设计,争取在更高的气候目标下实现区域碳市场谈判的重大突破。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碳市场的构建和运行,基于国情加快完善全国碳市场制度体系,警惕国际碳市场成为发达国家的单边主义工具,切实维护我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利益。     

从雅尔塔协定看中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英、苏三大国为了各自的利益,在雅尔塔会议会议上达成一系列协议。无视和侵犯了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的主权和利益。今天,让我们回头审视雅尔塔协定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运行过的轨迹,再看看中国的昨天和今天,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全球气候治理的权力政治逻辑及其超越

全球气候治理镶嵌于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与国际权力格局当中,传统国际政治逻辑深刻地影响着全球气候治理的成效及其治理体制的建构。传统国际权力政治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影响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某些国家凭借权力迫使其他国家接受或其自己拒绝接受某一国际碳减排协议;二是南北斗争直接影响了全球气候治理的成效,南北双方围绕碳空间和碳减排义务的分配展开激烈斗争;三是在全球气候治理的法律规则和技术标准制定权分配上的国际竞争,西方发达国家试图在低碳经济规则制定和技术方面的优势地位,竭力维护其在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全球气候治理中权力政治逻辑根源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及该状态下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的冲突,直接原因是大国之间的权力竞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既是南北斗争的权力政治产物,也是调和权力政治的润滑剂,同时也是引发新权力斗争的根源。在全球气候变化日益趋紧的刚性约束下,对低碳技术和低碳经济规则制定权的争夺成为新一轮国际权力政治的核心内容。全球气候治理欲超越权力政治斗争,必须既尊重国际政治的现实,也要进一步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走一条现实制度主义的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更具有权威性...     

论《巴黎协定》的主要机制及其气候变化控制效用

2015年12月12日,《巴黎协定》(以下简称《协定》)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第21次缔约方会议上获得了196个缔约方的一致认可.有人认为,《协定》是既《京都议定书》之后的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又一实质性文件.那么,其“实质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呢？笔者尝试着从《协定》的国际法律规范的本质入手,以其资金和能力建设两大核心机制为研究基础,分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权利义务关系,并运用法律机制效用理论衡量其在气候变化控制中的效用价值和限度,以对之做出客观评价,同时也为后续实施提供注意事项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