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实施困境及其纾解之道——以《巴黎协定》第6.2条为视角

国际减排合作一直面临着缔约方之间基于自身目标选择不同解决方案而难以协同的困境。《巴黎协定》第6条第2款在尊重参与方自主性的基础上,为减缓成果跨境流转提供了“合作方法”,但在对国际转让减缓成果的具体内涵、法律属性、流转条件、核算要求以及人权保护相关问题分析后,国际转让减缓成果在产生情形和转让条件上的不确定性为参与方采取单边主义措施提供了空间,这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巴黎协定》多边主义合作减排初衷相悖。有鉴于此,中国应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明确国际转让减缓成果的金融服务属性,援引WTO服务贸易协定、捍卫“共区原则”、擅用《巴黎协定》遵约机制、坚持国家中心视角人权保护全方位和多角度参与第6条第2款“合作方法”的细节谈判,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FTA环境保护规则如何影响出口贸易？——基于环境监管与环境标准分异视角的分析

FTA环境保护规则能够引导和规制国内产业发展，但影响机制复杂。本文以与我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20个国家为研究对象，选取2004—2018年产品层面的出口贸易数据，考察了FTA环境保护规则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FTA环境监管和环境标准均制约了出口贸易增长，但推动了出口产品质量升级；FTA环境标准对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推动作用更强。异质性检验发现，FTA环境保护规则更显著地制约了污染密集型产品出口，更显著地促进了清洁产品的质量升级；当贸易伙伴国的环境规制强度较高时，FTA环境保护规则对出口贸易规模的抑制作用和出口产品质量的推动作用更加显著。     

全球价值链与深度区域贸易协定:历史演进与发展趋势

全球价值链细化和区域贸易协定深度化是国际贸易进入21世纪后呈现出的两大重要特征。全球价值链概念经历了“价值链—全球商品链—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演进，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与发展引起全球经济结构重塑，改变了国家间的竞争格局。区域贸易协定深度化有效促进了各经济体之间的经贸合作，加强了区域内全球价值链联系，加快了全球价值链重构进程。为把握后疫情时代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机遇、提升中国在国际经贸规则领域的话语权，应关注中国已签署实施的区域贸易协定对提升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以推进RCEP实施为契机，加快RCEP区域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灵活配置，奠定亚太地区在全球价值链中与北美、欧盟三足鼎立的地位，在推动全球价值链深刻变革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DEPA数据安全规则解析及对中国的启示 ——基于和CPTPP/USMCA/RCEP的比对

构建数据安全规则是推进全球数字贸易治理的重要关切,中国申请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后,需要在RTAs框架下,基于数据安全视角对DEPA 进行规则解析。采用自然语言识别法梳理DEPA数据安全规则体系,针对数据安全核心议题——跨境数据自由流动、数据存储非强制本地化、个人信息保护等,结合“特定规则”和“一般性规则”分析,通过文本比较评析DEPA和CPTTP、USMCA、RCEP等既有协定在这些议题上的覆盖范围、承诺深度的趋同和分歧。研究认为,DEPA针对跨境数据自由流动和数据存储非强制本地化所构建的规则,在推动数据流动自由化和保留自主监管空间两方面都处于中游水平; DEPA的个人信息保护覆盖范围比较广泛,特别强调数据保护可信任标志的使用。中国申请加入DEPA能够推动中国和DEPA在数据流动等议题上进一步确定和磋商,推进中国参与国际层面规则构建的进程、完善国内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制,对中国申请加入CPTPP乃至其他RTAs协议的谈判都有积极作用,能够提高中国在数字贸易治理中的国际影响力。     

RCEP中的中国角色与新发展格局构建

认清中国在RCEP中所扮演的角色并加以有效推进，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章以运行比较成功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为例，分析该自由贸易区的运作模式以及各成员方所扮演的角色，寻求自由贸易协定成功运行的关键因素，并基于美墨加自由贸易区进一步探讨中国在RCEP中的角色定位。研究发现，美国巨大的消费需求、技术优势以及在全球货币体系的核心地位是承接并消化加拿大和墨西哥两国大量原材料和制成品的基础，是区域自由贸易区运行成功的关键所在。中国在RCEP中具备市场供应方和最终需求方双重角色，在依托RCEP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中国需要规避运行中的风险，把潜在超大需求空间变成现实需求，做实内需的“压舱石”作用，进一步提高科技进步与创新能力，加快构建主导型区域价值链，实现从适应规则向主导规则的转换。     

双边税收协定在中国适用的法教义学阐释

双边税收协定适用的法教义学阐释是要解决税务机关和法院适用双边税收协定中面对的法律适用、体系构造与法律解释这三个现实问题和难题。双边税收协定具有直接适用性，但是，不具有绝对的优先适用性。双边税收协定的规范体系由以概念和规则为内容的外部体系与以原则为内核的内部体系所构成，全面理解和掌握双边税收协定的规范体系是避免错误适用和解释双边税收协定的根本。双边税收协定在其内部构筑了由用语的定义性解释与未明确定义用语解释组成的独立自主、双层结构与解释依据存在先后次序的解释规范体系，无须借助外部的法律解释依据和方法。     

美式小多边主义与美国重塑全球经贸体系

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美国在国际舞台的一系列举措被描述为"退群""针对多边主义的逆流而动"。拜登执政之后,不仅没有致力于恢复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全面运行,而且积极推进所谓的"民主同盟"和"价值观同盟"。美国的表现并不能笼统地概括成"逆全球化",而更宜理解为边缘化现有多边主义机制,转向积极推进多个双边、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依照自身意志重塑全球规则体系,再造对美国有利的全球化,形成一种全新的"小多边主义"安排。美式小多边主义的动因在于多边主义的内在症结及其对美国产生的贸易劣势;美式小多边主义具有迅速、灵活、俱乐部形态和以美国优先为核心理念的主要特征;美式小多边主义的主要诉求在于把握新型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主动权,人为消除对美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以及围堵中国。拜登政府执政并没有办法改变包括WTO机制低效笨拙等在内的多边主义的内在缺陷,以小多边策略实现遏制中国的首要战略目的仍是重要的政策选项。     

论BBNJ国际协定中的传统知识权利主体问题

目前，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简称“BBNJ”）国际协定的立法进程已经进入关键阶段，谈判各方对于传统知识权利主体的讨论存在单一权利主体模式和多元权利主体模式两种主要观点。前者认为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是传统知识的唯一权利主体，后者则认为传统知识的权利主体不仅限于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还应当包括国家及其他个人或实体。研究表明，多元权利主体模式不仅能够满足主体适格性标准和主体确定性标准，还能够涵盖各国立法例中的传统知识权利主体类型，并符合国际立法实践的发展趋势，是较为适合BBNJ国际协定的选择方案。在制度运作中，传统知识归属于持有者应是普遍适用的一般原则，直接归属于传统知识所在国仅为特殊情形下适用的例外。作为负责任的海洋大国，中国应当通过阐明自身关于传统知识权利主体问题的立场和理据、加强与BBNJ相关传统知识的信息采集与研究工作、完善与传统知识相关国内法等方式应对BBNJ国际协定谈判中的传统知识权利主体问题，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和维护我国国家利益。     

论TRIPs协定下知识产权保护的刑事措施介入程度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刑事手段介入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已成为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发展趋势.结合“中美知识产权保护和执行案例”的专家组报告,论证TRIPs协定第61条规定的知识产权的刑事措施介入程度问题,明确TRIPs协定对刑事措施介入的限度和成员的最低义务,提出我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着眼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