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蛮夷律》与汉武帝在海南设县初探

西汉初年，在新纳入统治区域的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继续实行《蛮夷律》。汉武帝时期，在南方地区实现“初郡”政策。通过对比汉朝在海南岛的治理措施，可知“初郡”政策与《蛮夷律》精神是一致的。汉朝在海南岛的统治，受到当地经济与文化等因素的制约，放弃了在海南岛的直接管辖权。这表明，随着汉武帝时期新纳入统治的地区增多，以中原经济核心区为支撑的《蛮夷律》,在实施过程中受到扩张成本等的限制。     

唐律断罪引律令与罪刑法定的实现

唐律“断罪引律令”是依法裁判的表现。依法裁判是实质，引用律文是形式，唐律“断罪引律令”是实质和内容的结合，是罪刑法定的要求。关于引用律文，唐律在律、令、格、式不同法律形式之间的关系和引用顺序方面有具体规则。唐律要求“断罪引律令”,否则应当承担司法责任，是为确保法律得以忠实实施、实现罪刑法定的重要设置。     

论元代前期对王维诗歌的接受

元代在唐诗接受史上上承宋金，下启明清，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王维作为盛唐诗歌大家，在元代的研究接受是很有限 的，主要集中在《瀛奎律髓》及《唐音》等选本著作之中，元代对王维诗的接受从初期到中期再到后期，呈现出一个递进发展的过 程。研究元代前期的王维接受情况，对于明确元代在整个王维接受史上的地位，以及唐诗在元代的接受情况，推动王维研究与 唐诗研究的向前迈进，都是有助益的。     

曹魏太和年间律变思想散议

曹魏太和年间,刚即位的明帝重修太学,让深谙儒家经典的人物担任教官和入主权力中枢.同时发布一系列诏令,发动统治集团内部关于律令变革的讨论.并将曹丕<典论>刻石,立于宗庙大门外,以曹丕在建国前后形成的立国构想作为指导律令变革讨论和新律修订的纲领性文件.最终修订完成了魏国法律--新律,完成了从曹操打天下到明帝治天下的统治模式转变.     

秦汉行书律与帝国行政运作

秦汉帝国建立起了比较完备的邮驿系统, 以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高效运转。 首先, 秦汉实现了 中央政府的高度集权, 其行政过程文书化, 保证并实现政令通达的政治需要是高效的邮驿系统产生的前提, 而秦汉道路交通的发达以及设施的完善又为邮驿系统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其次, 秦汉邮路以首都为核 心, 向各郡、 县以及边境呈网状分布, 郡县政府设立相应的职能机构, 并配备足够数目专职邮人。 邮递方式 多样, 邮间距合理。 再次, 《行书律》 通过对邮书类别划分、 邮递速度、 交接手续、 封检等保密措施加以规 范, 保证了邮驿系统的高效、 快速、 安全、 正常运转。 最后, 完备的邮驿系统衍生了督邮的监察属县功能, 和为公务差旅官员提供食宿和交通车马的功能。     

《瀛奎律髓》的诗学知识资源及其对声律学的重构

《瀛奎律髓》的声律批评具有重要诗学价值，其对唐宋声律传统的继承与改造值得关注。方回于唐宋别集、总集以及诗论著作中汲取声律理论资源，在接续唐人多元化调声传统的同时，有意拓宽声律标准，将唐人古体纳入律选。这种倾向既体现了宋人具有共性的声律观，亦有对当时声律理论的省思，并实现了吴体范畴的创造性再阐释。《瀛奎律髓》与《后村诗话》存在互文关系，以江湖视角透视晚唐声律，客观揭示体派内部的分流沿变。方回整合声律知识资源，意在以江西诗派的立场建构通贯唐宋、选注结合的新型声律发展史。方回的声律观及其所建立的声律体系对后世诗学的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乐、律的文化分离与汉代律历体系的确立

中国古代的音乐发生论主要有心物相接、度数和声两种方式，两条主线在先秦时期便已呈现，并内在蕴含了秦汉时期乐与律在文化意义上相分离的倾向。学界对第一条线索研究成果颇多，但普遍忽略了对第二条线索的理解和把握。第一条线索以《礼记·乐记》为代表，塑造了儒家以德性为引导的传统乐论体系；第二条线索以《汉书·律历志》为代表，更为侧重乐律的制度与规范意义，是古代律历传统建立的基础。度、数内在要求着标准的确立，因此此种意义上的“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超出音乐的范畴，而身兼“法准”的意义。在《汉书·律历志》中，黄钟律作为十二律之首，作为律、历循环的起点与社会制度的基础，最终确立了自身的根本地位。在文化的意义上，“律”也正式脱离了“乐”，而彻底成长为一个具有哲学意义的独立概念，黄钟律自汉代开始成为天道、正统和国家标准的共同符号象征。     

苏轼七言古诗中的对仗艺术——兼论古体诗“律化”的问题

古体诗并不要求对仗,苏轼在杜甫的基础上使古体与律诗一样达到了艺术上的审美并重,用韵和句式都越来越接近律诗,这种创作态度与欧阳修趋向保守相比更为大胆。追溯对仗手法在七古中扮演的角色和地位,可以发现苏轼的七古在宋代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这来自他对初唐以及杜诗的继承,尤其是面对可视为其座师的欧阳修继承李白诗风时,他能够开辟新路径,在宋人诗歌当以意为主的观念下发挥自身才华,形成了一种瑰伟绝特的"似律古体诗"。     

国际法观念与中国法的近代转型

清末立法改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为争取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有意识的向西法靠近，并与西方的国际法接轨，无疑是中国法近代转型的一个主要因素。因是之故，阐述这段历史，对于认识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关系，探寻中国国际法的理念和整个法文化走向，肯定是有些益助的。中国传统的文化品格以及中国所处的世界秩序都无法从我们自己的传统里产生出近代国际法观念。［１］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和文化的统一体，至少可以追溯到周朝。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确立起了一种帝国体制。帝国首先是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它是“无所不包、不可分割的，在世界上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