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文言小说的观念

“信”是文言小说的共同观念,并非是史家小说观念与文家小说观念的实质性区别。在文言小说的实践活动中,“信”一直成为作家的心理潜动而影响其创作活动。但是,“信”并不摈弃虚构,只不过采取了“取信”的叙事策略而达到了“信”与构想的巧妙重叠。     

试析儒家的诚信思想

儒家的诚信思想，内容比较丰富。孔子把“信”作为主要教学内容之一，与“、行、忠”并列。儒家的“信”主要是指守信、信实、履行诺言，含有诚信之意。儒家视“信”为人的基本道德修养，为人的行为准则。儒家的这些诚信思想，形成得非常早，有其合理、深刻的内容，正符合现代社会对诚信的要求。     

论宗教对赵树理创作的影响

宗教执、善、信的思想对赵树理创作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执”的精神激励着赵树理在文艺大众化的实践之路上艰难爬涉,最终修成正果;善”的精神引导赵树理欲以文学来超度众生苦难,关注工作中的问题,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问题小说”;信”的精神令赵树理在创作时,绝不无原则的歌功颂德、粉饰太平,而是实事求是地写出生活的本来面目。     

佩带的文明——青铜短剑简谈

青铜器冶炼、铸造技艺精良,器形、种类丰富(祭祀礼器、乐器、兵器、车马器、杂器等品种),风格各异,文化特征明显,作为中国传统工艺美术中的大项,长期得到了古代和现代艺术研究的关注。青铜兵器中的青铜短剑,饱含独特的内涵和意义,本文将对我国一些博物馆馆藏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出土的青铜短剑之具体型式、历史价值、社会功能、仪式意义、审美特性等方面信息进行分析解读。     

从社会学的视角看《论语》

《论语》是儒家经典,历来笺注解读之作品,层出不穷,汗牛充栋。我们从社会学理论的视角,选取《论语》中五个关键词:"信"、"礼"、"仁"、"义"、"利"等,进行新的解读,跳出了原来的以纯文献文本解读或者形而上的解读套路,把孔子所讲的"信"、"礼"、"仁"、"义"、"利"等引入到社会场域中来,从社会结构、社会角色等视角予以新的解读,希望能在探讨中国传统文化更为本质性的特点方面作出进一步的阐释。     

方苞“义法说”的叙事学价值

方苞在论述其"义法说"的过程中,提出、阐释和实践了"史法",即历史书写的原则和方法,其实也就是一种叙事理论。他主张叙事要事信而言文,既要坚持正当的叙事伦理,也要具备高超的叙事技巧,这正是叙事学的两个重点。针对当时文坛史界"曲附"、"凿空"的恶劣风气,他鲜明地提出反谀佞,反对虚夸溢美。针对当时叙事作品的平庸钝拙与空洞浮泛,他将今文经学"常事不书"的命题改造为文学叙事学的命题,要求情节的提炼和细节的精致安排。这对于今天叙事伦理的建设和叙事技巧的创新,有借鉴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义法说"具有叙事学上的意义和价值。     

立政与诚身——儒家“信”德两种含义的分化及其影响

在《论语》中，“信”包括展现在人伦生活中的个人品质与展现在政治生活中的政治品质两层含义，二者在后世分化出两种阐释“信”的思想脉络：思孟一系关注“信”的内在根据，通过与“诚”的勾连，实现形上的提升；荀子和公羊家则强调“信”在政治实践中的重要性，指出“信”是建构秩序最基本的根据。前者深刻影响了后世关于“信”的内涵的认识，但它遮蔽了“信”在政治实践中的意义，降低了“信”的重要性，影响了对经典的解释。厘清两个阐释脉络有助于更为整全地把握“信”的内涵和重要意义，激发在古典思想内部唤醒“信”德的思考。     

先秦西泰山史迹新探索

《韩非子·十过》记载的“黄帝合鬼神于西泰山”之西泰山，当是今河南省尧山对面的太山。西周初年，鲁国初封在今河南省鲁山县尧山脚下，把尧山对面的大山封为太山，即大山(亦可以称泰山)。周公东征之后，鲁国改封于今山东曲阜的奄国，把原鲁国的国名及泰山之名带到改封之地。鲁国原封之太山，战国之后被称为西泰山，就是《韩非子·十过》记载的“西泰山”。泰山信仰在西泰山废祀之后逐渐兴起。     

言行与教化：《论语》“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疏解

言行关系是《论语》中的一则重要命题。《里仁》篇中的“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一句便与此相关。在诠释史中，学者将其旨意或解为倡导谨言，或解为勉励躬行，其中实则隐含着“有言有行”和“行而不言”两类不同理想人格的设定。详循孔子对言行关系的论述，他不仅指出言、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也强调了二者的一致性趋向。实际来说，孔子言行观的旨趣并非谨言或慎行，而是在借助个体之“耻”提示个体能力和德性的提升，也即对个体展开教化。孔子对行为主体的关注不仅展现了儒家在言行关系问题上的独到运思，也体现出中国哲学重视行为主体而非哲学概念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