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期庐州地区的社会状况

在经历＂康乾盛世＂之后,至清代中期,清王朝的统治进入了衰退期。位于皖中的庐州地区同全国其他很多地方一样,也出现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上奢靡趋利之风盛行,溺女、逼醮等社会陋习屡禁不绝,地区社会治安环境也日趋恶化,欺行霸市、争讼斗狠、私枭匪患等现象普遍存在,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封建末世的景象。这些社会顽疾不仅破坏了地方经济与社会秩序,妨碍了当地民众的日常生产与生活,而且严重地影响到地方统治秩序的安定,具有很大的社会与政治危害性。为了应对这些社会问题,当地的官府与士绅采取了一些具体的应对措施,或颁布告示,予以严禁,或订立乡约家规,以作劝诫,但他们终究无法扭转历史发展的大势,大清王朝已开始出现严重的统治危机。     

南宋朝廷与四川地区的文书传递

南宋时期,四川地区因控扼长江上游形势成为前沿攻防区之一。南宋朝廷为了加强控制,始终注意与四川信息沟通之经营,采取了种种措施,特别是从制度上保证与该地区文书传递的效率。在此期间亦形成了行都临安府与四川地区之间较为固定的文书传递路线。然而,四川与临安府之间距离太远,文书传递之诸项制度,在此空间作用下,不能充分发挥其效能,而是弊端屡生,艰于维持。在这种情况下,南宋朝廷唯有授予四川地区军政方面一定的便宜行事之权。但从实际运行过程来看,四川地区军政的独立性不仅甚为有限,而且与朝廷之间的文书传递也未能因此减少。与四川地区文书传递数量之大和经常的迟滞状态,使南宋朝廷一直处在对四川军政操控之无奈和紧张之中。     

点校整理本朱熹《楚辞集注》简介

中国屈原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湖南省屈原学会副会长吴广平教授点校的南宋朱熹所撰之《楚辞集注》一书已于2013年1月由岳麓书社出版。此书系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湖湘文库"丛书之一种。朱熹的《楚辞集注》是继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南宋洪兴祖《楚辞补注》之后又一部重要的《楚辞》注本,是宋代楚辞     

城市公共经济研究回顾及其进展

城市是一国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截至2010年底,我国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以仅占全国6 5％的土地面积聚集了全国88.1％的高等学校和95％的在校学生,产出了61.3％的GDP,其中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分别占全国的64.7％和68％,城市化率已达47％,进入城市化中期阶段.尽管城市如此重要,但与一般层面的研究相比,城市公共服务的研究相对较少,从城市聚集经济、财政激励角度来讨论城市公共经济的文献更少,研究体系和层次也有待进一步深化.笔者将在梳理国外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分析我国城市公共经济的发展方向和研究重点.     

对生命的肯定:中期尼采的生成哲学

中期尼采发明了系谱学这一新的历史哲学的研究方法,并以之作为批判的利器,从哲学和情感的双重维度对形而上学展开了猛烈批判,在破除形而上学迷雾的同时,牢固地确立了生成哲学的基本思想。尼采在生成哲学的基础上倡导一种实证科学的研究方法,相信借助实证科学,不仅可以认识此在世界,还可以修正此在世界,在肯定此在世界和个体生命的价值中克服此在之悲剧性真理。中期尼采基于信奉实证科学的立场对艺术的批判,借此牢固地确立起了科学乐观主义的信仰。     

实施整合营销传播问题的研究

整合营销传播（IMC）这一观点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美国大师唐·舒尔茨提出和发展的。IMC的核心思想是以整合企业内外部所有资源为手段，再造企业的生产行为与市场行为，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实现企业统一的传播目标。笔者从下面几点研究如何实施整合营销传播。     

百年来宋诗中兴研究的学术史考察

南宋诗歌的中兴,是继唐代开元、元和及北宋元祐之后的又一诗学高峰,也是文学史研究中的重要议题。近百年来,有关南宋中兴诗歌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研究初兴:20世纪初至1949年;局部深入:1949年至1979年;全新拓展:1980年至今。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在与南宋中兴诗歌相关的文献整理和研究、宏观考察、群体流派和分期研究、"历史—文化"研究、作家个体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当然,相关研究还存在较大开拓空间:一是南宋中兴诗人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有待进一步拓展;二是文学文化学研究的深化;其三是南宋中兴诗歌转型的研究。     

《宋登科记考》补正(南宋篇)

傅璇琮主编、龚延明和祖慧编撰的近五百万字《宋登科记考》,收录宋代科举考试登科者近四万人,最大可能地弥补了宋代登科记之类文献记载的阙失。如此庞大的一项研究工程,难免有疏漏之处。本文依据宋代文献,将这些疏漏之处按年代顺序一一梳理出来,分为南北宋两篇。南宋篇一共补录、辨正175人,其中补录《宋登科记考》失载进士118人,系年舛误者30人,系年不清者8人。其余19人乃特奏名进士补录7人、辨误10人、系年不清2人。又,明清地方志所录者,《宋登科记考》虽遗漏,本文亦暂不补录辨正。     

岳飞冤狱与监察制度的异化

岳飞与高宗、秦桧、张俊等的政见,尤其对战和的分歧,积怨甚深,成为冤案的根源。绍兴十一年,秦桧等利用台谏,制造岳飞冤狱,主要分四步走:一、四月份解除岳飞军事实权;二、八月份免去枢密副使;三、十月份送入大理寺监狱;四、十二月份杀害岳飞等。在岳狱的形成中,台谏成为君相利益共同体下的工具,既是君主的耳目,也是宰相的鹰犬,背离了台谏纠察规谏的基本职能,是宋代台谏运作的一种特殊形式,更是台谏制度的异化。这种异化最为可怕的结局是,君相同流合污,居心叵测,手段残忍,后果悚然。这也是专制体制下台谏运作最需要注意的地方:权力合污,监察异化!可谓是传统政治智慧的妖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