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末期及南宋与西夏的关系

在金灭亡辽朝期间,宋与金结盟,夏与辽关系亲密,宋夏双方均试图借辽金的力量来攻击对方,宋夏处在交战的敌对状态。辽被金灭亡后,宋与西夏的关系发展随着金与宋夏的关系变化而变化。特别是建炎以后,宋夏疆界为金、伪齐阻隔,宋夏间已无直接的利害关系,为对付共同的强大对手金朝,成为南宋与西夏相互发生某些联系的主要因素。至建炎三年,西夏不再向宋称臣,宋帝亦不再直接向西夏颁赐诏书,宋夏之间自继迁以来所确立的朝贡关系也就此中止     

岳飞冤狱与监察制度的异化

岳飞与高宗、秦桧、张俊等的政见,尤其对战和的分歧,积怨甚深,成为冤案的根源。绍兴十一年,秦桧等利用台谏,制造岳飞冤狱,主要分四步走:一、四月份解除岳飞军事实权;二、八月份免去枢密副使;三、十月份送入大理寺监狱;四、十二月份杀害岳飞等。在岳狱的形成中,台谏成为君相利益共同体下的工具,既是君主的耳目,也是宰相的鹰犬,背离了台谏纠察规谏的基本职能,是宋代台谏运作的一种特殊形式,更是台谏制度的异化。这种异化最为可怕的结局是,君相同流合污,居心叵测,手段残忍,后果悚然。这也是专制体制下台谏运作最需要注意的地方:权力合污,监察异化!可谓是传统政治智慧的妖魔。     

李嘉诚“爱上”英国

“我1940年到香港,对这片土地有特别的感情,身为中国人,永远都是中国人。我绝对不会从香港撤资,我说话很少那么坚定。”去年8月,李嘉诚在和记黄埔集团（下称和黄）中期业绩会上如此表白。     

北宋儒学复兴运动的主将——曾巩

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波澜壮阔地展开,以“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著称的曾巩在诸多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曾巩在文学、史学上力倡“明道”;揭斥佛老“异端”之害,坚持儒家道统;在兴学中呼唤“古人教学意”;追求儒家“王道”政治理想;较早对“性理”问题进行探讨等,皆表现出新儒的鲜明特征。在这场思想运动中,曾巩发挥了主将的角色。     

王似帅蜀与南宋初年川陕军政

绍兴二年末,南宋中央宣布召回张浚,以王似出掌川陕宣抚司。张浚之所以被召还,除以往研究所强调的地方权力过分集中外,还在于他与朝廷在川陕战区攻守战略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王似具备丰富的地方大员任职经验,政治上又非张浚“私人”,加之其“镇重宽厚”“能坚守”的特质颇符合宋廷对川陕的收缩防御战略,这些都成为他继掌宣司的重要因素。王似帅蜀后,充分继承张浚遗留下的财政、军队人事格局;至于蜀口三大将的屯驻格局,则明显呈现战略收缩态势。     

南宋前期诗人王十朋的艺术渊源与创作成就

王十朋是南宋前期的重要诗人。他的诗歌是在一种地域文化背景中开端的,早年曾力学韩愈。同时作为元祐学术的传人,受到苏、黄诗风的影响。在表现靖康之乱及倡议恢复大计方面,王诗介于南渡诗人曾几、陈与义与中兴诗人陆游、范成大等人之间。王诗最主要的成就,在于山水及行役纪行,时有仙隐之思,风格上雄奇与平淡兼有。其诗歌反映了南宋前期诗歌发展的一些现象。在完整地构建南宋诗歌史时,像王十朋这样的诗人应该给予应有的重视。     

明中期白族的文学交往及成因

明中期的嘉靖至万历初年是白族文学交往的第一个高峰期。通过对这一时期白族代表文士杨士云、李元阳、杨南金、樊相、董难、吴尧献、吴懋等交往对象的考析,可以看出这一文学交往高峰的成因。就宏观而言,这一文学交往高峰与明廷的文化战略以及在西南边地积极推行设学、科举和派遣流官等文化、政治制度有深刻联系;就微观而言,与白族文士群体拥有相对较高的文学修养和积极的交往态度有直接关系。白族的文学交往及成果对南方少数民族文学、西南地区文学发展有重要意义,同时,它也成为明代各民族文化交融的一个历史缩影。     

清中期潮汕兴盛对汀州经济的影响

汀州毗邻粤东,水流潮汕,潮汀间有极强的地缘关系。清中期以后粤东发展加快,潮汕成为闽粤赣区域的经济中心。潮汕的兴盛对毗邻的汀州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汀州物产改由潮汕出口,潮汕的海货大规模进入汀州;潮州成为汀州商人主要经商地域,大量潮汕商人也进入汀州;紧临粤东的汀州南部交通建设加快,汀州北部的交通则不被重视;汀州墟市呈现南多北少的发展状况。     

司马光吃请“携其余”

苏东坡写过一首长诗,里面有这么四句:"君来坐树下,饱食携其余。归舍遗儿子,怀抱不可虚。"这四句诗写的是:朋友聚餐,酒足饭饱,还剩下一些饭菜,扔了可惜,有个哥们儿拾掇拾掇装起来,带回家给小孩吃。宋朝饭局上也有人打包吗?当然有,司马光就是一个例子。司马光晚年在洛阳定居,请朋友们吃饭,酒不过三巡,菜不过五味,要是不尽兴,酒可以再来一壶,菜是坚决不再上。他给这种抠门儿饭局取了个名字,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