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语史上“学”“校”的音变构词

普通话里,"学"没有异读,而"校"是多音多义字。历代音义文献表明,"学""校"在汉语史上均发生过音变构词,其中"学"属于变调构词,"校"属于变声构词。根据语音、意义和字形的历时变化,可以把它们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以"学"为代表,原始词和滋生词的音义形变化较大;另一类以"校"为代表,原始词和滋生词的音义形基本没变。理清汉语史上这些音变构词的演变脉络,既可以解释现代汉语多音多义字的成因,也有助于现代汉字规范化和语文辞书的编撰和修订。     

题元角色理解与英语动词一词多义的认知与教学

英语动词学习的难点之一在于弄清动词和名词的语义关系和语法关系,上述两种关系可以通过动词所联系的题元角色部分地表现出来。通过对表"移动"义的英语动词所关联的典型题元角色的语义描写,揭示了这类英语动词的不同义项在语义上的内在联系,即均可区分出本意的移动和喻义的移动,且喻义的移动有强弱之分。然后通过对动词的题元栅分析,说明同一英语动词的不同含义在句法上的不同映射。研究表明,题元角色虽然不能直接而准确地预示英语动词一词多义现象的种种格局,但却在一定程度上能浓缩同一动词不同义项在语义特征方面的共性。认识这种语义共性,对深刻认识英语动词一词多义现象及其教学以及英汉语对比研究,均能提供一定的支持和帮助。     

鹅湖之会与稼轩词派

辛弃疾、陈亮二人的鹅湖之会是辛、陈交往的一个重要事件,也是稼轩词派形成中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在这次会面中,辛、陈二人以词相互酬答,为后世留下了一段难得的佳话,更在实际的意义上强化了稼轩词派的显性特征,扩充了稼轩词派的创作队伍,壮大了这一词派的创作力量,使得稼轩词派成为名副其实的一个流派.     

语言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区分——专名与谓词

现代逻辑创始人弗雷格认为专名与谓词分属不同的层次,具有很大差别;罗素、奎因等人认为专名是缩略的或人造的谓词,二者具有某种间接联系;伯奇认为专名本身就是谓词,二者具有直接联系.现代逻辑的产生使得专名的逻辑地位凸显,但随着现代逻辑的发展,对专名的处理越来越形式化,离人们的直觉也越来越远.其实,专名就是专名,谓词就是谓词,专名用个体常元来表示,谓词用谓词符号来表示,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将专名转化为谓词或与谓词相等同的观点忽略了二者的区别,而且也违背了人们的直觉.     

繁华钱塘的绝唱——柳永《望海潮》

《望海潮》这一词牌，为柳永首创。据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记载，这首词是作者写来献给当时驻节杭州的两浙转运史孙何的。虽如此，可词的主要内容仍是咏叹杭州湖山的美丽和城市的繁华。     

在历史与艺术之间——胡适与王国维词学离合考论

胡适与王国维词学之合主要基于在历史维度中的一致性。两人考证“词的起原”虽分持中唐说与盛唐说,但都以之为进入词学批评的前提。赵万里延王国维辑唐五代词之例辑宋金元词,胡适表彰其注出处、存异文的实证方法,也可证与王国维的契合。但胡适与王国维治词存在根本分歧：胡适在历史维度动观词境从浅显局促到充实广阔再到衰落的过程,提炼文学嬗变规律;王国维臻于艺术维度,专注静观词境,揭出词人观我观物的深微,及对精神生命乃至宇宙人生问题独特深彻的感受。动观的批评范式在近代成为主流,但静观的批评范式能唤起对文学史生命感的省思,指向古代文学研究的终极意义。     

《齐民要术》双音节词在汉语史中的承传

魏晋南北朝是汉语发展史上一个重要时期,是上古汉语发展到近代汉语的过渡阶段。这一时期涌现出大量的新词新义,形成一批具有鲜明时代色彩的语词。以《齐民要术》的双音节词为研究对象,对其中的新词新义进行考察,可见到这一时期产生的新词新义及它们的发展演变,探讨这些双音节词在汉语史中的承传情况。     

论普通话水平测试中异读词的规范问题

普通话水平测试(PSC)中异读词的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PSC的顺利进行。针对PSC中异读词读音混乱现象,对此类异读词进行系统分类,综合考虑审音标准,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有利于确保PSC的科学性、规范性、权威性。     

从郑文焯前后期词之变化看晚清“以学入词”现象

晚清四大词人之一的郑文焯前期词作清丽秀逸;而后期词作则多为以长序为表现形式的词学词和考证词,借词为词学阐释之载体,以词序为考证背景的叙事工具,是晚清"以学入词"现象的一个范例.     

论凤林书院词人赵文的词

赵文是凤林书院词人群体中的重要作家之一,其词内容丰富,但在总体基调上是"凄恻伤感,不忘故国"。赵文的词创作是有一定理论自觉的,他论词强调辛弃疾、元好问的"中原豪杰之气"并希望后来的作词者学习、继承,他自身的词创作也是以此为指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