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格力图红山文化墓葬分析

本文通过对洪格力图红山墓葬形制的分析 ,并以大量的出土文物———石器、陶器、玉器为据 ,证明洪格力图墓为红山文化早期的墓葬。     

论《喧哗与骚动》的诗性语言特征

福克纳虽然常常被认为是著名的小说家,但他原本是个诗人。他在舍伍德·安德森的劝说下,放弃了诗歌写作,转向小说创作,然而他从未放弃运用诗歌的创作革新方法进行写作实验。依照语言学家里奇的诗歌变异理论,福克纳在《喧哗与骚动》里主要运用了词汇变异、语音变异、语法变异、书写变异和方言变异等手段来刻画人物形象、揭示人物内心、挖掘主题。福克纳针对处于精神混乱状态的康普生一家巧妙娴熟地把变异的语言加注在他们头上。让他们分别运用适合自己精神状况、身份和命运的语言从不同侧面来言说这个家族（南方的代表）的分崩离析,契合了美国旧南方必然走向没落的主题。     

百越文身历史及意义探析

百越是对我国东南和南方古代民族的泛称,与今天壮侗语族的各民族有亲缘关系。文身是百越族裔的一个重要文化特征,本文通过文献资料,梳理了百越文身历史的演变,并概述了百越文身的意义,认为百越文身历史及意义的演变与汉文化的南向扩张密不可分,从实用的驱邪避害说转向作为符号运用的多元阐释之路,正是不断吸收汉文化的一种表现。     

中国南方民族神话与希腊神话的性别原型比较——以苗族与壮族为例

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神话的完整性、丰富性使其具有许多与希腊神话相似的原型人物。将两种神话中具有代表性的两种男女性别原型——"反抗的智者"与"红颜祸水"——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发现男性原型往往智慧英勇、敢于反抗,女性原型大都美貌动人、引来祸端。两种神话中的性别原型所隐含的共同性别意识为:男性的主导性与智能性、女性的从属性与诱惑性,它们都是根植于早期人类心理之中的共有性别意识。     

南方农村婚姻家庭变动的代际比较

中国农村婚姻家庭深受社会变革的影响,而南方农村在婚姻家庭方面的表现,呈现出与北方和中部地区明显不同的特点。基于对广东80个村庄部分家庭的问卷调查,笔者从初婚年龄、婚姻圈、婚姻媒介、婚后居住方式以及夫妻关系和养老安排等方面,探讨了不同代际之间婚姻家庭变动情况。研究表明,不同代际间的婚姻家庭情况差异明显,在当代中国南方农村,虽然面临着社会变革的挑战,但其婚姻家庭对传统仍然有相当多的保留,其变动表现出更多的迟缓性。     

恶名之辨:对中古南方风土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对中古南方风土的研究是观察“中华”形成过程、族群关系演变的绝佳窗口.史料中南方风土问题实际上是当时南北方发展水平不一、话语权不平衡的体现.南方的自然环境和民俗均是北人诟病的对象,北人以此为要素模塑了南方风土形象.所谓南方瘴气、蓄蛊、卑湿等问题是对事实的夸大与想象,但在史料话语权作用下却逐渐成了非主流文化圈的标志,成为横亘在南北方之间的心理边疆.上千年来南土形象变迁与地方开发进程息息相关.随着地域开发,南土形象会得到修正,而新的边缘地带则会被冠以污名.中古南方风土问题具备特定的研究对象,并能构成一个逻辑化的知识系统.生态环境的变化对主流文化圈扩大的影响、南北方话语权的逐渐转移、移民的影响力、交通线与文化形象变迁的关系、南方底层族群心理问题、医学观念的转变均是尚待开发的领域,这些问题综合起来将展现中国主流文化圈两千年以来不断拓展的过程.     

玫瑰的花与刺——剖析《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的“玫瑰”寓意

《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是20世纪伟大小说家福克纳最优秀的短篇小说之一,这篇小说题名为"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但在小说中,通篇没有提到玫瑰花,也没有人献花给爱米丽。这谜一样的篇名似乎暗藏着福克纳的深意。这是种自我颠覆的方式,或者说也是一种自我首肯的方式,福克纳故意留此悬念引发人们去深思其背后的真正动机。因此解读"玫瑰"的寓意则是理解全文的关键。本文从玫瑰的花与刺入手,从清教传统文化,南北差异,南北战争后的南方贵族等历史社会因素来解读玫瑰的隐喻。     

林权制度改革与乡村治理研究

当前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与乡村治理的关系是目前农村研究的一个新的学术领域.在林改背景下,过去一直隐藏着乡村的林权纠纷在确权、分户经营的政策安排下纷纷显露出来,在全国呈现出一种上升的态势.就乡村治理层面来说,林改后将对村庄的财政收入、社区组织资源、村庄社会关系和村庄稳定都会有一定的变化.     

"三多三少":中国高校科研成果价值评析

前几年,因对人文社科领域中学术泡沫泛滥现象深恶痛绝,我曾撰文揭露批判(参见<泡沫学术"多赢"背后的"多输">,载<南方周末>2005年11月10日).当时,便有网友指出,中国高校理工科领域中,泡沫学术现象同样很严重.这让我感到意外.     

盖天保墓砖铭考

以大同城东南（平城东南八里）新出土的北魏盖天保墓志志文为据,对墓主人盖天保的籍里、官职、北魏平城的地理位置进行了考证。特别是从志文提供的新资料,“向定州大道东一百六十步,”对平城东南通向中山（今定州）的官道作了详细推考,首次提出自平城直达定州进而南向中原的战略要道总称定州大道,而史书所载直道、莎泉道、灵丘道则是它的异名或分段修筑时使用的名称。从“墓中无棺木,西葙（厢）壁下作砖琳”的记述,对照同时期墓葬,特别是大同地区出土的诸多北魏官僚墓葬的形制,指出在北魏平城中后期,随着墓室的逐步扩大并向房室化、厅堂化发展,葬制也随之更多地再现着夙兴夜寐的现实生活。空旷的墓室替代了局促的棺椁,床榻、灰枕也给行将就木者以精神的慰藉。这种颇具生活意味的葬制可能与这一时期河西走廊以远的葬俗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