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珍诗歌之诗史品格新解

郑珍诗歌的诗史品格已被论者注意,但多强调其记录重大历史事件的以诗纪史之功能,而忽略了其反映时代精神以及诗人的忧时之心等方面,而恰恰是后两者构成诗史品格的实质,因此有必要对其诗史品格进行重新梳理。通过梳理我们发现,郑珍的诗不仅以诗纪史,而且还对时代风貌进行了全方面的绘制,即对道光咸丰时期社会风气的转变、文化的没落等各方面都有所表现。此外,郑珍在诗中以一种琐细的方式将自己的人生历程呈现出来,反映乱世之中一个普通读书人的遭遇、挣扎与思索,将个人的命运与历史紧紧关联,使个人史成为整个社会史的缩影。     

《春秋》学与明末清初虞山诗学的演进

在钱谦益家族引领下,虞山诗派形成了绵延百余年的《春秋》学传统.一方面,他们从《春秋》的研阅实践出发,构建通经汲古的经学传统,造就了虞山诗学的"学人气象";另一方面,基于《春秋》兼具经、史的特性,他们重视史书修撰,倡导诗以存史,构建杜甫的"诗史"典范.同时,"隐而微"的《春秋》笔法,本就带有"存史""写心"双重意蕴,他们借径李商隐以学杜甫,将心灵感悟包裹在重重典故、意象之下,"隐迷"诗风的背后透示出高超的"写心艺术".经学、史学、诗学圆融的《春秋》学体系,不仅为虞山诗学提供了活水源头,也助益于清代考据学传统的生成和诗学思想的演进.     

明代叙事诗批评研究

明代古典叙事诗诗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乐府诗的批评与对"诗史"的认识。在复古主义思潮下的乐府诗创作的批评,其以复古求创新,使对乐府诗创作的理念有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对杜甫"诗史"称谓的审视,多方位、多角度的探讨,深化和拓宽了"诗史"这一观念,客观上推进了古典叙事诗的发展。     

“西山十三家”的三峡情结

明清易代之际,李自成余部转移到三峡地区,联合当地武装力量,组建了著名的"西山十三家",又称"夔东十三家".他们继承了李自成时代大顺军的优良传统,坚守民族气节,与清军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以自己的生命去实践民族大义;同时,他们保境安民,修养生息,对三峡地区的经济开发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从顺治二年(1645)到康熙三年(1664),"西山十三家"十数年如一日,战斗于三峡,生息于三峡,辉煌于三峡,颠覆于三峡,表现出浓烈的"三峡情结".     

高斯得诗歌“诗史”探微

宋末诗人高斯得,其诗歌创作以叙事为主,纪实与伤时并重,创作了大量堪称＂诗史＂的诗歌。高斯得诗歌中有着明显的秉笔直书的＂诗史＂意识。他的诗歌创作以古体诗为主,通过组诗的形式更好地记录时事。其诗歌创作中大量的自注,解说背景、补充时事,使得其诗歌有着明确的＂诗史＂内涵。     

沈光文诗文与南明文臣流寓台湾的身份认同

抗清失败,渡海至台湾,导致历来安土重迁的南明遗民与旧有生活内容产生了隔绝。南明遗民活动空间的变动以及对家乡故土的眷恋,所谓乡魂易断,避难台湾成为流寓文士群体的集体心理缺憾。南明文士的遗民身份转换为寓居台湾的移民身份,空间、时间的游移,反而实现了部分遗民对自我价值的期许。对以台湾文献的拓荒者沈光文为代表的南明文臣诗歌作品解读,可洞察南明文士移民情感的蜕变与矢志不渝的遗民心路历程。     

论《吕氏家塾读诗记》诗史互证的经学特点及其成因——兼论婺学尊古重史的学术传统

《吕氏家塾读诗记》以诗史互证为治经方法,注重以史解诗,借史论阐明诗旨,将史料与诗篇相对证,以诗篇明辩史料之误,从而形成了详审精切的学术特点。但同时吕氏也因过于信赖《诗序》而指摘史料与诗篇不合,质疑甚至误读史料。《吕氏家塾读诗记》这一经学特点的形成,既有汉儒经学传统、二程学术理路以及家学渊源的影响,也深受婺学尊古重史的学术传统影响。以吕祖谦为首的婺州学人承袭并发展了传统诗学,成为平衡宋代诗学的另一股力量,使之不致因一味疑经改经而走向极端,同时为后世《诗经》研究的全面发展存续了生机。     

王禹偁诗歌浅谈

王禹偁作为宋初白体诗代表人物,诗歌作品具有鲜明的特色,诗歌思想内容反应社会现实,关心民生疾苦,叙写生平怀抱,诗歌的社会价值和历史影响远远超过了同一时期白体诗人流连光景的唱和之作,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对北宋初期诗歌的革新。本文从诗歌题材内容、艺术特色、成就地位三部分论述他在宋初诗坛的开创之功。     

南明弘光政权速亡军事因素探讨

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陷北京,随即清兵入关击退李自成,控制了北方。福王朱由崧在留都南京迅速建立弘光政权,将兵权集中于中央,加强南京防御体系,强化京师防卫。由于弘光帝兵权旁落,任将失察,导致四镇将领拥兵自重,形成军事割据势力。弘光朝实行“联清灭顺”的错误战略,武将文臣抵抗意志不强。四镇武将无意抗清,各自为政,内讧互攻自相残杀。近百万军队贪生怕死、不战而降,导致弘光政权速亡。     

南明永历政权与澳门

满清入主中原之初,明朝遗族先后在南方建立弘光、隆武、永历等政权,在新权与旧族交替之时,澳门当局从自身利益出发,逐步修改其对华政策。文中即通过叙述永历政权三次遣使出访澳门、罗马的情形,探析永历政权与澳门的关系变移以及澳门当局转而“效忠”满清政府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