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不可兼史到以诗补史之阙——论明清之际诗史说之流行

“诗史”是中国诗学中一个重要概念,本文着重考索诗史观在明代以至清初的兴衰,并分析评价其缘由利弊。     

“诗史”观辨正及宋夏战事诗的“诗史”性质

以诗传史、以诗证史的“诗史”观念是中国古代重要的诗学传统,其发展到宋代日趋成熟,宋夏战事诗正是宋人“诗史”观念的产物,它融铸着文人士大夫深沉的忧患意识与浓郁的爱国情怀。宋夏战事诗具有鲜明的“诗史”性质,并呈现出以下特点：1．发于危难,记录史实;2．有史有情,忠愤沉郁;3．律切精深,意在言外。通过对宋夏战事诗“诗史”性质的考察,可以帮助我进一步去深入认识历史、反思历史,并从中积累民族的生存智慧。     

羽卫黄昏：崇祯朝与南明时期勇卫营研究

勇卫营设置于明末崇祯年间,由四卫营、勇士营改编而成,是崇祯帝即位后京营改革的关键一环。勇卫营虽称天子禁卫,却常年四方作战,或北御清兵,或南征流寇,战果颇著,是明廷倚重的重要军事力量。崇祯十五年（1642年）,督理勇卫营太监刘元斌因“杀良冒功”被崇祯帝诛杀,成为勇卫营重要的转折点。“杀良冒功”并非刘被杀的真正原因,是否存在杀良冒功之事亦存疑,这恰是崇祯朝政治气氛的独有特色。甲申之变后,南明各政权亦设勇卫营,但其战斗力不可与崇祯朝勇卫营相论,且常成为各方夺权斗争的主角,其命运与各政权兴衰息息相关,并最终与南明政权一起灭亡。勇卫营的历史是晚明军事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见证了晚明政局的发展变迁,也是晚明朝廷政治公信力崩溃的真实体现。     

“诗”与“史”的缠绵——试论闻一多的诗人气质对其文学史研究的影响

闻一多兼具诗人和学者的双重人格，闻一多的诗人气质带来了其文学史研究中浓于情绪，富于幻想，敢于创新的特点，同时也蕴涵着主观性和随意性，并最终导致了闻一多学术的未完成性。     

简论温睿临与《南疆逸史》

本文介绍了《南疆逸史》的体例、内容及其版本,指出中华书局本是研究南明历史的最好史籍。文章对作者的史学观点进行了评论。评判了李瑶《勘本》维护清朝统治及其歪曲农民起义的思想。     

论诗史混融思维对中国诗歌叙事理论及特征的影响

中国特有的"诗史混融"的文化思维习惯,使中国的诗歌叙事一直徘徊在"诗骚"和"史传"两大传统之间。在融通两大传统的异中求同、同中求异的过程,中国不仅形成了与西方"史诗"不同的诗歌叙事理论"诗史",也锻造了中国叙事诗关注现实问题、偏于写实的独特品质,形成了其重剪裁、尚简约和抒情性浓郁的特有风格。     

《浙江新诗史》简介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常立博士撰著的《浙江新诗史》一书,于2011年10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是作者主持的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的研究成果。全书按照历史分期分为九章。大体以诗潮、诗派出现的先后次序展开历时性叙述,每一历史分期以某一占据主流或意义重大的诗潮、诗派的形成与衰落为界,以该时期最具广泛影响或被后世公认为最具     

康有为诗歌艺术特色浅析

康有为的诗歌体现出“新世瑰奇异境生”的诗界革命精神,采用“典故”、“佛教用语”来抒发自己救国无望的苦闷;运用“新意镜”、“新名词”等词汇要求新变,呼唤“新声”.不仅浩渺肆恣、感情豪宕,而且有一种深沉的爱国意蕴.     

黄益彪:“卧底”拾荒30天

为完成暑期调查报告,他卧底拾荒族30天,与都市拾荒人群同吃、同住、同拾荒,拿到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此后,凭借《都市拾荒者的生存状况研究——以贵阳市南明区水口寺社区为例》一文,获得第十二届挑战杯全国一等奖。与此同时,学校也把校长特别奖颁给了他,     

血与火的史诗——论钱澄之歌行

清初歌行,前人多论吴伟业梅村体,而钱澄之歌行多被人忽略。钱澄之歌行,不仅有＂诗史＂之誉,而且艺术性很高。钱澄之歌行多从＂实录＂精神出发,诗歌真实记录了易代之际的时事变幻和民生疾苦。歌行多写当时反清战争,往往以人系事,将史、事、人三者有机融合在一起。钱澄之歌行还吸收了小说叙事的优点,在叙事技巧和人物刻画方面有不少创新之处,书写了易代之际血与火的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