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之际的"诗史"观念与"崇雅"风尚探讨

宋元之际"诗史"与"崇雅"是两个重要的、也是其时普遍流行的对诗学观念进行的考察。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诗史"观是遗民的观念,更确切地说,是遗民思想的体现;同时随着元政权的逐步建立和稳定,"崇雅"的观念为越来越多的士人接受,而到延祐开科取士,"崇雅"就成为一时风气了。本文希望揭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这些诗学观念所呈现出的特定理论内涵,更重要的是,揭示理论内涵背后蕴含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     

时代的弃婴与缪斯的宠儿--试论1960年代出生的诗人

批评面对1960年代诗人的失语,有这一代人的文化姿态方面的原因,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这代人在精神本质上拒绝被命名。不像上几代人,我们很难给这一代人指明一个共同特征。从当代诗歌的进程来看,他们继承和发展了萌芽于朦胧诗的人的自觉化和文学的自觉化进程。放在整个新诗史上采考察,他们则是处在一个近百年新诗史的总结者的位置上。     

论汉代杰出诗人焦延寿

焦延寿，一位至今尚未进入中国文学史的汉代杰出诗人。他书写了西汉从鼎盛走向衰落的“诗史”，一系列“写实主义”诗篇使他成为中国现实主义诗歌传统的承前启后者，开唐代杜甫“诗史”之先河；他有大量创获的寓言诗、哲理诗，为丰富诗歌的品类作出了前无古人的贡献。焦氏是自屈原之后，中国诗史上第二位有名的重要诗人。研究中国诗歌发展史必须深入研究《易林》，这是对诗歌发展似乎中断了的西汉时代绝对必要的联缀，是对魏晋至唐宋诗歌发展另一个潜在渊薮不可忽视的挖掘，中国文学史上长期遗留下来的一片空白必须弥补。     

吴梅村书写的南明政权及其批判

公元1644年的"甲申之变"导致大明政权的崩溃,然而在南京另立新政权的南明弘光帝却荒淫无道,臣下则陷于内斗,以致政权迅速瓦解,其他南明政权亦相继败亡。偏安无望、恢复无谋,吴梅村虽如众遗民般在余生均陷于亡国的无尽悲哀之中,然却以诗歌书写其亲身经历而不为正史所载的重大事件,对南明政权做出无情的揭露与鞭挞。至于忠臣勇将以及抗清民众,吴梅村则予以热情的歌颂,为后世留下极为珍贵的甲申诗史。     

朦胧诗之后:错乱的新诗史命名

任何时期的新诗史研究和叙述都与新诗史命名联系在一起,而新诗史概念尤其是对当代（1949年以来）发生的诗歌史现象的命名,其状况是相当混乱而又令人尴尬。这显示了当代新诗批评面对新诗史现象,尤其是1980年代中后期的＂纷乱＂的诗坛所表现的命名的乏力与失语状态,而越是晚近时期的新诗史命名越是呈现出＂批评＂的性质。     

《天生城碑记》辨

《天生城碑记》辨晨曲关键词：碑记刘文秀南明政权四川洪雅《天生城碑记》是明末大西军将领刘文秀联明抗清、永历十年（１６５６年）被封为蜀王后，于１０月领兵入川、选址洪雅草创“天生城”抗清根据地而作的誓师词。词语简洁，叙事明白，慷慨激昂，气势磅礴，堪称历史悲...     

西方传教士与南明政权

西方传教士自明朝中叶再度传入中国后,对中国政治、文化与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在明清之际,更从军事、外交等方面对南明政权进行实质的支持,作为交换,南明政权对西方传教士在传教与贸易方面也给予较多的便利.西方传教士对南明政权的帮助,在一定程度上使明清政权的交替产生了拖缓的作用.     

略论古今音变和近体诗的写作

<正>近体诗之所以能在中国诗史上留下最为辉煌的一笔,原因主要有二。一是诗体本身因素。近体诗讲究格律,因而具有较前之古体诗更和美的形式;同时,其声韵、对偶等格律讲究又较为简单,束缚不多,远不如后世之词、曲繁琐,因而可以自由驰骋诗思。二是科举的作用。唐代开始,诗赋一直是封建科场必试的科目。功令的利诱,使得封建士子无不认真磨砺锻炼。     

实证方法在文学史研究中的作用及影响

实证研究是中国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这种方法主要致力于文学文本与新出文献、出土遗物和图像资料的综合利用。观照20世纪以来尤其是21世纪的文学史实证研究,有四个方面最值得关注:第一,新出材料的运用是实证研究的重要基石;第二,传统:"二重证据法"与"诗史互证";第三,新变:原典实证和语境还原;第四,困境:教材模式和学科限制。发挥实证方法在文学史研究中的作用与影响,有助于打开新的研究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