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屈宋赋象审美意识到“丽”范畴的定型——中国赋体语言审美家园的筑造

屈宋赋象审美意识见于二人的赋文本中,由于未涉及对赋言美的认知,因此只能看成是中国赋美学的萌芽形态,但后世中国赋美学皆以这个审美意识为原初的基础。对赋体文学真正的审美认知,始于“丽”这个范畴的运用和扩展。在中国赋美学史上,扬雄最早把美学范畴“丽”用为赋体文学审美范畴,用以指赋言本身之美,以及赋言所呈现的赋象之美。曹丕将扬雄命题重说为“诗赋欲丽”的观点,至刘勰《文心雕龙》把“丽”在赋美学语境中扩展为一个词群。经历这样的历史建构,“丽”最终被确立为赋美学本质论的核心范畴,赋体文学审美的家园因此得以成功地筑造。     

数字经济赋能新发展格局：内在机理及政策选择

作为经济发展提质增效的新动能和新引擎,数字经济对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驱动作用,数字经济赋能新发展格局的研究正成为学界关注的新热点。在分析现有文献的基础上,运用扎根理论方法对数据资料进行三级编码,构建数字经济赋能新发展格局内在机理的理论模型,揭示数字经济赋能新发展格局的微观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通过资源赋能、产业赋能、消费赋能、开放赋能4个主范畴,推动我国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其研究结论有助于理解数字经济赋能新发展格局的内在机理,并为数字经济赋能新发展格局的现实路径提供参考。     

数字乡村建设中的社会资本赋能机制——基于德国、加拿大等国应对数字鸿沟经验的讨论

城乡数字鸿沟是当前我国数字乡村建设面临的重要课题,社会资本赋能或可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借助制度嵌入机制,从社会环境层面对农村农民进行国家社会资本赋能,以“由下而上”的全新项目制运作思路,保障民众在数字乡村规划建设中的直接参与;第二,经由组织整合机制,于人际关系层面,通过多元主体联合网络为农村农民进行持续不断的组织社会资本赋能,提升农村农民的对外联通性和开放性,为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第三,发挥个人跃迁机制的效用,为个体提供兼顾认知和行为能力改造的个人社会资本赋能,帮助农村农民有意愿、有能力地参与到数字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发展之中。社会资本赋能可以有效解决由“下不到乡”和“乡村不动”导致的“数字悬浮化”问题,弥合数字鸿沟,从而助力数字乡村建设快速发展。     

数字赋能未来乡村发展：逻辑检视与实践向度

加快数字赋能未来乡村发展,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对于数字技术场域影响的现代性回应和立足“数字乡村建设”的更高层次集成创新。高质量推进新时代数字赋能未来乡村发展,需要明确未来乡村在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形成“城乡互利共生”态势、健全高质量发展机制中增进“要素组合优化”水平以及全面深化基层治理改革中实现群众“高品质生活”追求的发展逻辑,进而有效协调数字赋能未来乡村发展进程中政府主导推动引领与乡村主体主动承接、技术影响单一规范与社会治理复杂多变等关系,辩证思考数字赋能未来乡村发展的关键影响,明晰赋能行为的施动主体、承接领域与工作重心等关键问题,突出发展场景引领,力求政策均衡及保障有效,促进数字技术与未来乡村发展良性互动,推动数字赋能未来乡村发展行稳致远。     

魅力双流

双流地处成都平原腹地,自西向东三面环绕成都主城区,位于成都向南发展轴心区域。幅员面积1032平公里,户籍人口94．21万,辖18个镇,6个街道。双流县是四川开发最早的古县邑之一,始建于公元前16年,距今已有2300多年历史,因境内有锦江、江安河两条河流,故借大辞赋家左思《蜀都赋》中“带二江之双流”语而得名。     

汉赋“新篇”《神乌傅》

《神乌傅》于近年出土,赋作者旨在借神乌故事传达弃利避害、全身而存的人生教训与处世哲学。赋文多处征引与化用儒家经典,表现了明显的文人创作特征,因而是一篇文人故事赋,将其定性为民间俗赋或民间故事赋都是不妥的。《神乌傅》显示了说部的特征,作为一个珍贵实例,补充并明晰了古代文学中禽鸟寓言故事赋的发展脉络。     

试论《西藏赋》文体特征

《西藏赋》的韵文句式、韵文语言、韵文用典、韵文结构基本遵循了传统骈赋的写作规律,同时作为蒙古族诗人创作的赋也有不同于传统骈赋的自身特色,它延承并发展了传统的汉大赋。     

《蔓聚奇赋》“戛戛独造”说悬解

金代王寂的《蔓聚奇赋》不直言所咏之物为“竹”,而是通过特性、功用、用典三方面来暗示,以达到扑朔迷离的文学审美效应。这种刻意出新的尝试与追求是王寂一贯尚奇争胜的创作个性的体现,也正是《蔓聚奇赋》“戛戛独造”之所在。     

谢灵运诗歌的用典特色辨析

今人多批评谢灵运诗歌用典繁密,但梳理南朝直至唐代的许多关涉前代诗文用典的文论,对于谢诗用典特色非但未见非议之评,甚至多所称赞。明清论者在涉及谢诗用典问题时,也还是褒多于贬,极少诟病的。这种分歧的产生当主要源于诗歌用典判断标准的时代差异。客观地历史地来考察,谢灵运与同时代其他诗人相比,不仅在用典的数量上远远少于颜延之等人,其用人若己的特色使得他作品中的许多典故常常不易被察觉,更遑论繁密了。     

南北朝佛教唱导的底本

［摘要］本文通过对南北朝佛教唱导之底本、资料来源、文化背景等情况的考察,重新审视了中古佛教讲唱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认为：一、南北朝时代的唱导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唱导前有备用唱导底本者,他们或遵用别人写就之底本,或于唱导前自己编纂底本。一类是唱导前无唱导底本者,他们属于声、辩、才、博四能兼通者。虽然他们事先不备底本,但是他们唱导时即兴发挥的文学语言被当时的听讲者传抄并形成另一底本,即所谓纪录本。二、唱导文本所采用的资料来源多途,或取自中土经史,或抄自因缘、譬喻经及佛教类书,或录于历代碑文。三、唱导文的生存环境既受到印度因缘譬喻文学的影响,也受到中土于齐梁之世盛行的抄经之风以及作家碑赋文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