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化的江淹——江淹“才尽”原因新探

江淹“才尽”与永明体的产生是同步发生的 ,其“才尽”与南朝诗歌的这种“新变”有直接的关系。江淹无法适应新的文学环境 ,也无力改变这种环境 ,更无意去适应它 ,于是便有“才尽”之讥。远离文坛主流的江淹 ,事实上已经被边缘化了     

司马相如赋作失志情感论

司马相如创立的汉代大赋被认为是对西汉盛世的颂美之作,但从辞赋的抒情传统、西汉文人普遍的境遇以及司马相如自身的遭际来看,在司马相如的盛世颂歌里还有一种无法掩藏的盛世文人的失志之悲与幽怨情怀。     

从“西昆体”的成败看唐宋诗之转折

“西昆体”与宋初朝廷提倡文治的文化学术风气之间的渊源,可以吴淑《事类赋》及丁谓《青衿集》为个案证实。与之相应,“西昆体”的绝大多数作品只是“白体”的精致形态,难以企及“义山体”的艺术及思想高度。西昆体步武“义山体”后尘却终告失败的结局,表明宋代诗歌处于一种与中古政治文化、学术氛围都有本质不同的新局面,已经不能再遵循唐暨唐前诗歌独特兴象境界的路径延续发展。这个转折在某种程度上昭示了唐音、宋调之分野。     

屈原赋"看视"概念场词语的运用艺术

屈原赋"看视"概念场词语语义丰富,呈现"方向""情态""距离""结果""时间"等多个认知角度。每一认知角度呈现出不同的语义场,每一语义场又含有不同的"看视"概念场词语,精细多样。从运用形式来看,屈原赋"看视"概念场词语既有"单用"又有"并用"。屈原赋通过使用"看视"概念场词语,产生了显著的艺术效果。这些词语在屈原赋中是形象的活化点、画面的切换点以及情感的寄寓点,其运用促进了诗歌形式与内容的统一。     

论南朝诗文对汉译佛经之容摄

南朝时期,现实太多的灾难决定汉地诗文容摄功德、因果报应思想等佛经内容;小说对称观世音名以得救思想、僧尼传对佛经功德都表现出强烈偏好;汉地发达之实用—经验理性决定容摄称观世音名以得救思想显现较高艺术性之文章比较多,决定容摄其他佛经内容显现较高艺术性之诗文少。     

论汉魏六朝的献赋现象

作为汉魏六朝文学原生态的重要构成,汉魏六朝的献赋活动是认识这一时期政治和文学之关系的重要角度。两汉的献赋活动不但促成了汉代赋体创作的空前繁荣,而且成为影响后世的重要传统。六朝的献赋活动和两汉献赋传统的一个大的不同,是受诏作赋的情况更加多样化,尤其是君臣同赋或令臣下同赋的情形大量出现;在功能上,则是文学本身的特性显得更突出。这是六朝文学自身发展的结果。汉魏六朝献赋活动的基本机制,是在君臣的共同努力下,献赋成为皇权政治的重要点缀和庙堂文学的重要构成,它体现了皇权的尊贵,彰显了朝廷的美政以及士人的政治热情。汉魏六朝的赋体乃至整个文学的基本性质仍然是以皇帝和诸侯王为主导的、以政治和政治生活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庙堂文学,当时的大部分文人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仍旧是宫廷文学侍从的角色。     

地理与考据之学影响下的清代都邑赋

清代都邑赋受有清一代勃兴的地理学与考据风气的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首先，清代赋家往往身兼二任，既长于辞赋创作，同时又是学养深厚的学者，尤精于地理学研究；其次，清代都邑赋创作的繁盛与当时的地理学研究在时空两个维度都呈现出了绝非偶然的重合现象；第三，谙习于考据学风的清代赋家创造性地改造了传统的赋注形式，使都邑赋这一赋体题材在保存地域风俗文化资料上的功用得到了显著的加强。     

南北朝至隋的经学交流与融合

儒学自孔子之后,即有门户之别,但经学的大分立却是因南北朝之际的政治文化对立而成。南北经学学风有异,流行义疏不同,然后由于士人学有兼通,且南北士人因往来之际,交流论辩,经学在辩难中求同存异。至隋代统一,以占据上风的南学为基础的经学统一已成历史必然。     

汉赋“新篇”《神乌傅》

《神乌傅》于近年出土,赋作者旨在借神乌故事传达弃利避害、全身而存的人生教训与处世哲学。赋文多处征引与化用儒家经典,表现了明显的文人创作特征,因而是一篇文人故事赋,将其定性为民间俗赋或民间故事赋都是不妥的。《神乌傅》显示了说部的特征,作为一个珍贵实例,补充并明晰了古代文学中禽鸟寓言故事赋的发展脉络。     

论唐代赋得体诗的创作特征及其流变

赋得体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特殊形式,它脱胎于齐梁公宴诗,流行于陈隋,至唐代大放异彩。初唐赋得体诗扬弃"六朝锦色",开启了"唐三百年风雅"之盛;盛唐赋得体诗恢宏阔大,自然浑成,尽显大唐气象;中唐赋得体诗体悟精巧,细致精雅;晚唐赋得体诗在苍凉末世的余晖中徐徐落幕。起自唐代赋得体的省试诗,具有规范的制作标准并体现出特殊的心理期待。学界对于唐代赋得体的研究,目前尚停留在概念的界定与省试诗和应制诗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