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南朝文人的艳情乐府诗

艳情是南朝文人乐府诗最重要的题材类型。经宋齐而至梁陈,艳情乐府诗创作进入繁盛期,由齐入梁的沈约和萧衍是这一进程的重要作家。南朝文人的艳情乐府诗根据表现侧重点的不同,可大致区分为两类：一类重在抒写独居女子的相思相怨、愁苦无聊之情;另一类重在描写青春少女的德音容色、姿态服饰之美。南朝艳曲新声的兴盛、文人生活方式和环境的变化、前代艳情乐府诗的影响,是南朝文人艳情乐府诗创作繁盛的原因。     

北朝民歌对南朝及唐代诗歌的影响

北朝民歌于齐梁之际传入南方,大多语言质朴铿锵,格调粗犷豪迈,气势苍凉慷慨,最能代表北朝文学特色,其悲怆劲健的气质为南朝诗歌注入了新的活力,对南朝文坛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北朝民歌的贞刚气质与南朝诗歌的清绮文采相结合,为唐诗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影响深远。北朝民歌数量虽少,但是作为一种关键的营养成分,它渗透在唐诗乃至唐代文学的方方面面。北朝民歌对唐诗的贡献,不仅是语言上的借鉴和意象母题上的提供,更重要的是气质上的熏染。北朝民歌与唐代边塞诗从内在心理、美学风貌到思维模式,全都有承递的轨迹可寻。正是因为有了梁陈诗人向北朝乐府民歌这样的学习,中国古代诗歌才逐步走向了唐诗特别是盛唐诗那样＂文质彬彬,尽美尽善＂的高度。     

沿江文学地域观下南朝士族对北地环境的知识建构

经过在长江中下游地域长达百年以上的经营,南朝士人对于北方环境的整体认知,普遍表现出一种既隔阂戒备又怀恋向往的矛盾心态。在同北地交流极为有限的情况下,南朝士族通过对北地环境的文学想象,建构起一种将沿江地域风格同北方地域想象有机融合的独特文学意象氛围。具体而言,在对北方自然环境与城市环境两个方面的知识想象中,南朝文人走上了两条不同的文学创作路径:其一主要借鉴了汉晋乐府对北方自然环境的程序化风格描写;其二则将汉晋乐府中对长安、洛阳等都市风景与南朝建康等都会的市井风格糅合在一起,建构出一座座记忆中的理想之城。南朝士人对两类北地环境意象的知识建构具有明显不同的表现角度,但在创作心态的反映方面却殊途同归,共同体现出南朝士族文学创作中的沿江文学地域本位色彩。这种基于本土地域心态对北地环境的文学想象与知识建构过程,为后来南北文风的融合路径提供了重要借鉴。     

南朝诗歌的“技艺化”及其文化生成机制初探

强化言说技术进而遮蔽言说主体,是南朝诗歌"技艺化"的直观表现;"技艺化"的深层意味在于,在士族"话语权"导向下的文化机制中,南朝文人之所以对诗歌创作趋之若骛,主要在其标榜风流、彰显才学、玩赏娱乐等文化技艺功能,而不是传统诗歌感物吟志的抒情功能.     

岷江上游新出南朝石刻造像及相关问题

岷江上游曾在本世纪30年代发现过四川地区现存有明确南朝纪年中年代最早的佛教造像.本文介绍了近年在岷江上游新出土的另一尊南朝佛教造像,并结合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分析了岷江上游与南朝的陆路交通,以及成都造像式样与西域佛教的关系等问题.     

音系学--结构主义与人类学解释

本文从音系学和结构主义的基本理论出发,通过分析巴布亚新几内亚东南角穆尤岛的族群观念,瑞典萨米人的社会现状和中国广西蓝靛瑶亲属称谓的一些特点,希望再现语言学和人类学之间理论对话的一个局部.     

知识未必是力量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这应该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如果不能够正确地运用知识而固步自封、作茧自缚,那么知识就不见得是力量。     

自主音段音系学视角下攸县皇图岭话变调分析

依据后字弱读与否,攸县皇图岭话的两字组可以分为非轻声两字组和轻声两字组。利用自主音段音系学理论分析攸县北乡皇图岭话的两类两字组变调现象后发现：轻声两字组的轻声后字主要通过声调扩散和缺省调值插入规则获得调值;非轻声两字组的前字经历了浮游调的脱落和曲拱节点下h特征的删除,后字的调域因重音音节的同化而调整。皇图岭话复杂的变调现象的根本成因在于左重型重音模式,而词重音的分布受词汇形态结构的制约,体现了形态影响音系的过程。     

《嘉绒译语》中的嘉绒话音系及其注音特点

《嘉绒译语》记录了清代前期的嘉绒四土话,通过其中的藏文和汉字注音可以大致归纳近300年前嘉绒话音系。《嘉绒译语》中藏文和汉字都有给嘉绒话注音的功能,均不容忽视,但也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