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组织对解决争端的国际法的主要发展

本文认为：国际组织丰富了国际争端的概念及内容,赋予了国际争端新的特征和促进了争端的和平解决,继承和发展了一般国际法上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程序,创立了对争端解决结果积极进行监控的机制,开启和促进了各种解决国际争端方法有机结合的组织化、系统化和制度化进程,从而使统一性与多样性并行不悖成为国际争端解决法的一大特点。     

澳大利亚对南海争端的认知与回应

澳大利亚并非南海争端的相关方,却积极追随美国介入南海争端,在南海问题上反应强烈。澳大利亚学界、媒体和政府在对南海争端的认知与回应中表面持"不选边站队"的中立立场,但实际上明显偏向菲律宾、越南等东盟国家。南海仲裁案后,澳大利亚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的表态虽有缓和,但其借"保护澳大利亚南海国家利益"之名,行"跟随美国共同遏制中国崛起"之实的实质目的并未发生改变。澳大利亚对南海争端的认知受单元和体系层次因素的影响,其中澳大利亚对中国崛起不确定性的担忧及美国因素是影响其介入南海及对南海争端认知变化的根本动因。     

税务信息管理权与保护权的冲突与平衡

实践中税务机关与纳税人在信息采集、保有及使用方面存在激烈冲突。究其原因在于公权力与私权利冲突具有必然性、税务信息的权利（力）边界不明且经济性日益凸显及税务机关信息管理的责任机制不健全。借鉴域外经验,中国税务机关信息管理权与纳税人信息保护权的平衡之道在于限制公权力并进一步保障私权利,坚持税收法定、个人权利保护及狭义比例等原则。具体而言,需明确税务机关信息管理权与纳税人信息保护权的范围,构建税务信息分层管理机制,严格化税务机关信息管理的程序,完善纳税人信息的争端解决机制与违法取用纳税人信息的责任机制并加强对税务机关信息管理权的监督,促进税务信息领域的公权力与私权利从冲突中走向平衡。     

中国崛起视角下的南海问题分析

中国实行面向海洋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南海承载着中国崛起重大的经济发展和地缘安全战略利益。相应地,南海问题正成为中国崛起外部压力的作用点。突出表现在南海被多方长期瓜分占有,使中国收回南海主权的时间日益紧迫,中国崛起带来的地缘性“震荡效应”及中美之间结构性矛盾的上升,中国正陷于东盟联合制华以及美国“再平衡”战略对中国遏制的合围之中。针对此现状,中国应从和平崛起的大战略出发,加强中美战略沟通,继续推行睦邻友好的东南亚外交政策,同时还应大力提升国家的综合性海洋能力。     

谈如何建立健全南海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机制

近年来我国对南海水下文化遗产的关注日益加深，在对南海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机制的建立与完善进行了很大的努力。通过对现状的描述，建立健全我国南海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机制，在合作的基础上维护地区稳定和和平。     

从国际道德看南海仲裁的性质及对策

南海仲裁迫使中国政府意识到,超出国家主权的国际组织正在成为解决国际争端的重要力量,这也显示出国际道德在战后国际社会的重要性。中国政府应当从中吸取教训:一方面必须加快培养熟悉国际法、了解世界规则的人才;另一方面必须加大国内开放力度,转变国家治理体系,增强社会活力,维护各类不同的理论、思想独立存在的空间,从而构建符合国际道德的新型国家—国民关系。     

中国构建南海安全合作机制的目标、原则与路径

积极参与南海安全合作机制建设,既是中国捍卫南海正当权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在新时期深入参与全球治理的必然选择.中国参与南海安全合作机制建设的基本目标既包括低层次的消极安全合作,即被动应对安全威胁的现状,也包括高层次的积极安全合作,即主动谋划应对安全威胁的能力.中国参与南海安全合作机制建设应坚持基本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坚持具有地区特色的"亚洲安全观",坚持合理预期、循序渐进、协商一致、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中国参与南海安全合作机制建设的基本思路为安全合作机制的形式之争让位于功能作用,机制的主导权之争让位于共同主导,基本路径包括培育南海安全共识、打造南海安全共同体,研究现有合作方案并借鉴其他合作案例,重视双边合作机制,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整合现有安全合作机制,注重国内立法并推动区域规则建设.     

越南在南海的战略利益分析

在南海问题上,越南是中国面对的最大对手。其在南海的战略利益全方位、多元化,体现在政治、经济、安全等诸多领域。而作为战略利益的体现,越南近期通过强化对岛礁的实际控制与软性渗透、加紧对南海油气能源的掠夺步伐、斥巨资打造越南海军现代化、积极推动南海问题东盟化国际化等多种方式不断推行其南海政策,并体现出较为明显的特点。中国在南海对越应采取斗争与合作相结合的策略,防止南海问题东盟化国际化,同时加大在南海的自主开发力度。     

有效控制原则在国际争端中的适用

20世纪以来,在涉及领土争端时,有效控制原则得到多次适用,逐步地确立、成熟,受到各方的关注。但是该原则在实践中并不能单独适用,需要结合其他原则共同适用。从当前国际司法实践与国际情势来看,有效控制原则在国际争端中的适用性值得深究。     

最惠国条款适用于投资争端解决的“同类规则”问题研究

当前国际上对最惠国条款能否适用于投资争端解决程序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存在较大的争议,而是否符合"同类规则"是判断这种适用的依据之一。将最惠国条款适用于投资争端解决程序的实践在范围的同类性、内容的一致性、待遇标准的等同性、价值的趋同性等方面均不能满足"同类规则"的相关标准和要求。因此,在条约表述不明的情形下,不应将最惠国条款的适用范围扩大至程序性的投资争端解决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