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奈号”事件及美国对其采取温和路线的原因

"帕奈号"事件是日本蓄意制造的一桩恶性事件,其目的是用火力侦察的手段试探美国对其扩大侵华战争的反应.事件发生后,美国的反应是激烈的、愤怒的,其严重程度足以引发一场战争.然而,美国最终对其采取了温和路线.究其原因,主要是:罗斯福总统不愿采取把美国拖入战争的措施;当时的公众舆论也不利于美国政府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孤立主义者有效地利用了民众的反战情绪;美国政府担心此事件会影响美日贸易.这充分暴露了美国政府在日本扩大侵华战争面前所表现出的软弱无能的态度.     

诗本义与《诗论》、《诗序》——以《关雎》篇为例看《诗论》、《诗序》作者

探明诗本义,对于正确理解《诗论》与《诗序》,判别其各自作者,有积极意义;区别《诗序》之大、小,同样有助于判别其各自之作者,并可加深对《诗》学传承与发展的认识。而诗本义,则历古以来多被义理之学所歪曲;《诗序》之大、小,自陆德明以来亦已不甚区分。     

子夏孔门求学三事考辨

子夏孔门求学事迹,《礼记》、《说苑》、《孔子家语》等多有记述,但说法不一,时间地点不明,真相难辨。究其实,子夏于鲁哀公七年出任卫国行人,车有盖是公务需要;孔子不"借盖"是知其贫无二盖,担心影响其公务。子夏"短于财"而非"吝于财"。子夏丧亲在哀公九年,服丧期间研读《尚书》,为免遭赵简子报复而"使民未有闻焉"。子夏哀公十四年受孔子委派赴洛邑"求周《史记》",过卫遇"读史记者"纠正"亥豕之讹",并非"返魏"。     

袁宗道文论:识见辞采的双向虚化

袁宗道文论是其心性之学的内在理路向文论领域的自然延伸 ,其负性带气、推倒一切的轻率态度直接来自佛禅否定精神。这种否定精神引起袁宗道对复古主义的激烈批判 ,并导致对“代文士”的卑夷与对文章艺事的轻视态度 ;他的立本论主张无识无见、尚达论否定修辞润色 ,都根源于这种深层的否定精神。此一精神在袁宗道文论中的深刻存在表明它已成为公安一派文论的基本“定性”之一。     

前七子的诗学思想及其批评史意义

前七子的诗学思想可以概括为:古诗以汉魏为师,旁及六朝;近体以盛唐为法,旁及初唐,中唐特别是宋以下皆不足法。其诗学思想的批评史意义在于对宋代理学与诗学的反动,与以阳明心学为核心的解放思潮颇为相通。     

殷墟《花东》甲骨中的“鬯”祭卜辞——殷墟花东卜辞研究

殷墟花东甲骨卜辞中大量用鬯祭祀,不仅反映了商代制酒业的发达,主人"子"是当时殷商王朝最高统治阶级内部一个只关心自己家族利益、图谋个人势力发展的危险人物.     

试析仁义内外之辨

后世学者多用“人心内外”来解说告子的“仁内义外”。认为告子主张“仁爱之心生于内,而事物之宜(义)由乎外”;而孟子则相信“仁义礼智根于心”,“非由外铄我也”。因此,孟告争论的焦点是道德情操,特别是“义”德的发生问题。其实,这是一种误判。告子所持的仁内义外说,不是说仁出于内心,义起于外物,不属于道德发生论的范畴,而只是叙说了仁义的施行范围之别。     

吴中派与七子派——略论明中叶吴中诗派的文学史意义

吴中诗派为明代文坛重镇。明中叶李梦阳崛起文坛,倡导复古,其目的是要重振传统悠久的古典主义文风,其真正批评的对象是宋元以来文学的世俗化趋势,而吴中作家正是这种趋势的重要代表。尽管前七子的复古运动喧嚣一时,但在实际的文学创作中,以个人日常生活为内容的作品始终占主导地位。吴中派是推动近世文学转型的重要力量。     

《三字经》的成书过程与作者归属考略

《三字经》是我国古代最有代表性的一部儿童启蒙教材。《三字经》的成书与《礼记》及《急就篇》有一定的渊源关系,而陈淳撰写的《启蒙初诵》在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上都直接影响《三字经》。该书的出现,是我国古代蒙学读物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三字经》相传为宋末王应麟所作,但该书中存在着史实疏误、观点与自己其它作品相左等瑕疵,同时《宋史》本传及《宋元学案·深宁学案》均不载《三字经》,故笔者认为《三字经》并非宋末王应麟所作,而是宋末元初广东人区适子撰写。     

人是无意指的指号--读《什么召唤思》

海德格尔想区分出“科学之思”之外的另一种“思”,它呈现三层关系:“我们是被吸引者”———“被传召向”———“那吸引我们的东西即是应思虑的东西”。其中“被传召向”即是“那抽身而去的应思的东西”的现象学表征。它表明人已是此一表征的“指明者”(Zeigender):人存在于传召中即是我们的存在成为指明者。指明者乃是人的根本存在。人并非首先是人,才被传召,而只有在传召中,人才始是人。由是,人之成为人之根本已经表明人是指号(Zeich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