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味子栽培新技术

五味子。又名北五味子、辽五味、山花椒、南五味子等。南五味子多产于四川。野生五味子生长在杂木林、山谷或溪流两岸的乔木或灌木丛中。近年来，随着山区综合开发步伐的加快。野生五味子数量逐渐减少。各地亦开始人工栽培。用扦插或压条无性繁殖方法，成活率较有性繁殖法低。因此，人工栽培五味子主要采用种子繁殖、育苗移栽方法。其技术要点是：     

麦克仑南论一妻多夫制

古典进化论学派学者麦克伦南（John· Fergus· McLennan）曾在其著作《原始婚姻》中对一妻多夫这种婚姻家庭形态进行了论述。麦克仑南对一妻多夫的基本看法是,这种婚姻家庭形态并不是一种例外和反常形态,而认为一妻多夫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和普遍阶段。麦克仑南的这个论点是基于他对人类早期社会基本图景的推论和分析。本文试图在说明麦克伦南关于人类早期社会与婚姻发展脉络的基础上,来讨论一妻多夫制在其中的序列与价值。     

论明清江南游船业的经营空间、服务方式及其变迁

船是江南水乡的重要交通工具,而游船则是明清江南旅游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载体.在明清时代,江南游船的经营区域广泛,游船种类因时因地而异.随着时代的进步,游船的制作技术也不断改进,采用新材料、新式样,其目的就是为了吸引游人.游船业的发展除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增加就业机会外,还可满足人们休闲娱乐的需要和商业贸易往来,从而提高人们特别是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此外,明清江南地方政府游船业的正反两方面的政策、做法及其效果,使我们对旅游服务业应采取较为弹性的态度,深入挖掘江南传统旅游文化资源对推进今天江南乃至全国的旅游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鄂西南地区地方知识再生产与美洲粮食作物引种

清朝初年,美洲粮食作物开始在鄂西南地区引种,至清中期成为当地的主粮。新作物的引入和落地生根无疑是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进程中的重大事件。这些适宜南方山区种植的粮食作物不仅改变了当地民众的生计方式,也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随着玉米、红薯、马铃薯的引种,当地人逐步认识到引进农作物与自然生境的关系,并在既往劳动实践经验积累的基础上摸索总结,重新构建了一套从作物管理、收获贮藏到食品加工的完整的地方知识体系。同时,新作物的引种、推广和传播通过集体劳动促发了民众文艺活动,丰富了文人创作题材。民间劳动歌谣还与地方传统祭祀礼仪相结合,充实了民众的精神生活,延续和传承着地域传统文化。     

湘西南汉语方言精知庄章组声母今读及演变

本文描写并归纳了湘西南汉语方言精知庄章组声母今读的类型、特点,并探讨了各种类型所代表的历史层次以及它们的演变过程、发展趋势。     

国家与地方势力:清代鄂西南土家族地区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演变

清初国家不断强化对少数民族边缘地区的治理,但清代中后期,伴随着汉化的进程,民族边缘地区的宗族组织在土著大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士绅作为国家与宗族的中介,日益成为地方社会的权力中心.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演变,使民族边缘地区的乡村社会再次出现自治的倾向.     

壮(南)汉语词汇失误类型浅析

壮语南部方言区的人学习使用汉语易形成“壮（南）汉语”,受母语影响,“壮（南）汉语”在词汇上有不少的失误。主要表现为：直接把南壮方言的语音形式或相应语音形式稍作修改后运用到话语交际中;书写形式相同的词语在南壮方言和现代汉语中词义大小不一致,造成壮（南）汉双语者的误用;将南壮方言的同音同语误用到汉语中;现代汉语习惯使用双音节词,而南壮方言中相应的词则常以单音节的形式出现,从而造成误用;行为他动词与行为自动词的误用;表达被动状态的动词与表达主动状态的动词的误用;不同搭配习惯的误用;语气助词的借用和量词的误用等。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进程——以《京县郊南亲劳军碑》汉文、察合台文比较研究为视角

《二月二十七日郊劳出征将军兆惠、富德及诸将士礼成纪事诗碑》简称《京县郊南亲劳军碑》,是清朝平定准噶尔及大小和卓叛乱之后,于良乡建立的御中的制石碑。碑文以汉、满、蒙古、察合台文四种文字合璧书写。通过对四种文字比较发现,碑文满文译自汉文,蒙古文译自满文,而察合台文则是翻译蒙古文而形成的。《京县郊南亲劳军碑》真实反映了乾隆二十年至二十四年,清朝出兵西域,平定准噶尔及大小和卓之乱,进而一统天山南北这一重大事件。从碑文中汉文、察合台文比较的视角,可以窥见清王朝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演进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刘师培与宋代理学研究

刘师培是近代学术思想史上一位重要学者,其学术研究相当广泛和深刻.在宋代理学研究领域成绩斐然.他对理学名称作了重新诠释,认为理学渊源于先秦两汉魏晋南朝学术,其中最主要来源于汉代学术,在梳理宋代理学时将理学分为南、北二学,并且认为这两者间存在着积极的互动.     

"城乡等值化"实验及其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与借鉴价值

德国城乡等值化模式在中国南张楼村的实验,是一次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落后农村如何摆脱历史困境"问题的全新探索.尽管该实验在中国农村并没有显示出令人信服的普适性,实验本身也超越了德国专家理想中的中国农村建设标本,但它却是中国人为"三农"命题求解的一次独特实践,对于探索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启示和借鉴价值仍是非常深刻和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