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黔东南锦屏林业开发中国家法与民族习惯法的互动

清代中期以后,黔东南锦屏这一苗侗民族聚居地区林业商品经济十分发达,各种与林业经营有关的制度渐次形成,体现林地权属、林地租佃、林木经营与买卖的契约大量出现.随着国家权力的深入,国家法律在该地的作用越来越大,形成了国家法与民族习惯法的互动关系,林木种植者为保护自己利益,诉讼到官的意识明显增强.利用锦屏林业契约、官府告示及碑文、口承资料,从民族地区小地域社会法律运行的个案情况着眼,可探讨国家法与民族地方法秩序问题.     

金融危机后的亚洲五国金融监管——纪念亚洲金融危机10周年

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日本政府对传统银行监管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金融监管主体的独立性大大加强,更加注重事后安全网的整备,严格事后监督与处罚,并改革了存款保险制度.新加坡的金融稳健性居全球首位,新加坡是少数几个经受住了1997亚洲金融风暴的国家之一.这与它有一个健全的金融监管体系以及富有效率的监管过程是分不开的.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是新加坡平稳度过亚洲金融危机的"功臣".韩国金融监管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强化中央银行的自主性,建立统一监管金融业的金融监督委员会,政府不再直接干预银行业务,由金融监督委员会实行一元化监管.     

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均衡路径探析

在民族法研究领域,国家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之间的互动关系一直是研究的热点和难点.本文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尝试采用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对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之间的关系进行新的阐述,同时辅以博弈论为分析工具,以探索国家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之间关系的均衡路径,并计算出二者关系的均衡值域.     

十六国时期太行山区丁零翟魏政权初探

五胡十六国时期,我国北方变乱,诸多少数民族建立了数十个政权,其中以太行山为基本根据地的丁零翟氏是影响当时北方政局的一支重要力量。丁零还曾建立统治机构和政权组织形式基本完备的魏国。其后翟魏政权被后燕所灭,其民众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逐渐被其他民族所融合。     

政治现代化的范式：中共党史研究的新方法论

目前的中共党史研究主要遵循革命史研究与国家史研究两种范式.革命史研究范式受限于特定的伦理判断,割裂了中国共产党与之前时代的历史延续性;国家史研究范式则偏离了以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心议题的学科规定性.因此,在中共党史研究中,有必要从方法论角度进行一次转型.而政治现代化的范式则有助于突破革命史研究范式与国家史研究范式的局限.一方面,政治现代化的范式以中国共产党作为主要的研究议题,扭转目前国家史研究范式出现的“议题偏离”的趋势;另一方面,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政治现代化的进程紧密结合,弥补传统革命史范式忽视政治生态与立足价值判断的不足.政治现代化的范式存在三个问题需要注意:第一,政治现代化的范式是“政治学”与“历史学”的统一;第二,政治现代化的范式是对传统中共党史研究范式的“扬弃”;第三,政治现代化的范式是要从政治生态系统的角度研究中共党史.     

机遇还是挑战？——民主党执政后的中日关系

2009年9月16日,民主党党首鸠山由纪夫当选为日本第93代、第60位首相,从而正式确立了以民主党为中心、社民党与国民新党为辅的“三党联合”政权,白民党则自1993年以来再度沦为在野党,日本政界“两党政治”初见雏形。随着日本政局的大变动,民主党为首的鸠山内阁引领日本走向何方,中日关系能否突破冷战后常现的“高开低走”困境,缓和中日关系旧有的分歧,进而推动东亚一体化进程,这些都成为中日两国民众的期待所在。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石化行业的影响与对策

1999年11月15日,中美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议。这一协议的签订,使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的道路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时期,其对不同部门、不同产业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本文从石化行业的现状出发,探讨中国“入世”后对其所产生的影响及应采取的对策措施。     

经济全球化时代新兴市场国企业的国际竞争战略

经济金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跨国公司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面对跨国公司的有力竞争,新兴市场国企业只有知己知彼,客观评定企业在全球化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并据此制定适宜的国际竞争战略,才能在强大的国际竞争对手面前,立于不败之地.     

战后美国对日本的民主改革与日本现代化

１９４５年８月至１９５１年９月,美国在对日本单独占领时期,采取强硬措施,对日本的经济和政治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民主改革,不仅消除了来自日本的战争威胁,使日本成为一支和平力量,更重要的是还消除了日本社会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顽固存在的二元结构———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从而使日本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民族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经过美国的改造,战后日本最终与中世纪一刀两断,跨入现代国家的行列。日本的现代化终于有了实现的基础     

如何拯救：莫言《酒国》拯救事件的文学建构

“救救孩子”作为文学母题曾被反复书写。追溯莫言的创作谱系,该文学母题的书写具有共性和个性,不能简单地将其归之为社会或者启蒙主题。莫言《酒国》是一个独异的文本,它是文化、市场和社会的合力的结果,这些细微的征兆可由文本的微观和宏观隐喻显现;莫言从社会问题切入,链接问题的文化、历史和社会层面,以审美现代性质疑经济现代化的病症,他从制度、引导者和批评的角度思考拯救孩子的可能性。莫言没有提出具体的拯救路径,但不能简单地将《酒国》贴上隐喻批判的标签,他从人物设置、情节处理和叙述者声音视角等方面探索问题的解决;莫言在时代限制和书写的阈限中试图勾勒现代“救救孩子”的文学路线,从叙述多重声音、戏仿经典“拯救”模式、文体互文等角度突破“救救孩子”的原有模式进行解构书写,尝试突破书写困境,凸显拯救书写的纵深性和复杂性,简单用“晦涩”和搁置评价的态度视之并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