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我周旋”——自传事实的内涵

方兴未艾的自传研究迫切需要几个理论的支点。作者通过界定自传事实来为自传叙述学研究确立一个出发点。用自传事实这个概念来衡量 ,中国古代的自传文虽然表现了丰富各异的自我 ,但它们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自传。从历时性和共时性 (纵横两方面 )来考虑 ,自传事实的内涵应该包括两个方面 :展示自我生成的事实和经验化的事实     

依法裁决“扯皮案”

近日，宣汉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依法裁决：女工冉某与某公司终止事实劳动关系和工伤保险关系，公司支付冉某一次性工伤保险待遇共计91060．94元。裁决后，公司如数兑现了冉某的工伤保险待遇。至此，一起扯皮拖推了2年之久的涉及女工工伤保险待遇案依法了结。女工冉某万分感激，含着热泪说：“是仲裁委员会帮了我，使我的扯皮案子终于得到了圆满解决。”     

善意取得的理论基础新释-试论危险引受理论的适用

传统观点对善意取得制度的起源分析存在谬误,据此阐释善意取得的理论基础,均无法说明善意取得对占有委托物和占有脱离物相区分的必要性。危险引受理论原主要适用于不动产相邻关系,但其可以作为解释善意取得制度区别占有委托物和占有脱离物的理论根源,并与交易安全之保障共同构成善意取得的理论基础。     

论占有与所有的关系:对传统所有制理论的思考

本文在传统所有制理论框架下,从较为抽象的层次上讨论占有与所有之间的关系,认为以人或主体的需要和客观对象的自然稀缺性为存在条件的占有具有双重属性,从而是所有者关系体系中最基本的关系,是物质生产力直接作用的对象。所有则是以占有事实为存在前提,它是社会法权关系的产物,是占有关系本质属性即排他性、独占性的独立的外化形式,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并处在所有制关系体系中较为表象的层次上。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像通常所理解的那样,是一种决定与被决定的单向线性关系。     

文学理论知识建构中的经验事实和价值规范

人文科学知识处理的核心问题是价值问题,并且从根本上说它就是价值/规范判断。人文科学一直是从价值出发来建构“事实”依据的,文学理论知识也是如此。不管是哪个年代、哪个国家、哪个群体的文学理论,实际上都是从自己的价值规范出发的,它们都是从“好文学”的假定出发建构“文学事实”与“文学特征”。认为传统的文学理论不涉及价值规范是不符合实际的。也就是说,所谓“文学事实”本身,就是因为文学规范陈述在现代性语境中面临的科学化压力而建构的(这种科学化压力来自近代以来自然科学建立的知识霸权)。价值规范的确立从来先于“文学事实”的建构,每个关于文学的规范陈述实际上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需要的那些所谓“事实依据”。     

论大合议庭中陪审员对事实的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规定七人合议庭审判案件的,人民陪审员仅可对事实认定独立发表意见并表决,不可就法律适用进行表决。但是该法及我国三大诉讼法均未对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的区分标准作出明确的规定。人民陪审员参审权限内的事实问题应当指某一行为或事件是否发生或客观存在,而事实确定后的后果则属于法律问题,但从法理以及司法实践来看,部分事实问题仍然由职业法官进行认定,例如非法证据的排除以及证据是否采信。大合议庭审理案件中人民陪审员可以通过听取证人证言、向证人发问以及勘验犯罪现场认定案件事实,准确参与审判,保证司法民主得到落实。     

教学论研究的事实与价值之思

教学论,既究教学事实之理,也求教学价值之理,是事实之学与价值之学的统一。价值负载的研究态度,数学方法在教学论研究中应用程度不高,教学论知识可靠性有待提高,教学的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对立,是目前困扰教学论研究的主要问题。提高教学论研究者的科学素养,完善学术规范,树立学术信念,加强教学论史研究,提高教学论知识的科学性,加强对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的基础研究,把握人与社会之间价值关系的历史发展动向,研究和确立以人为本的新型教学价值关系,是教学论研究的脱困之路。     

党内政治文化与党内监督的关系研究

党内政治文化与党内监督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二者存在深刻的内在联系。党内政治文化与党内监督在主体、目标、价值取向和内驱动力等方面存在广泛的同一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和组织行为学视野中又可以看到二者存在本质的差异性。党内政治文化与党内监督相互影响：党内政治文化是党内监督的重要精神力量,有助于明晰党内监督目标、提升党内监督自觉、优化党内监督环境、规范党内监督行为;党内监督是党内政治文化的重要保障,是党内政治文化产生与发展的有效载体,是保持党内政治文化先进性与纯洁性的必要手段,也是推动党内政治文化与时俱进的重要动力。     

休谟"是"与"应当"问题的重新解读

"是"与"应当"问题是道德哲学的核心问题。自伦理学产生以来,它就一直影响着伦理学的发展。这一问题关系到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联系与区别。英国哲学家休谟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这一问题,其后康德等人对该问题作出了直接回应。20世纪元伦理学家摩尔、艾耶尔等人重提该问题,并引发黑尔、麦金太尔、弗兰克纳、哈贝马斯等现代道德哲学家参与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解读,以揭示这一理论问题与我们现实社会生活的联系,并通过引进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以及实践生活的思想对该问题作出新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