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职务犯罪侦查的影响应对

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制的一个跨越式发展,其修改内容对于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产生了变革性的影响。通过对新刑事诉讼法的分析解读,提出了新刑事诉讼法视阈下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具体应对之策,以期能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的检察机关提供积极有效的措施,沉着应对新的挑战。     

中国传统司法“用谲钩慝”之术合理性反思

诱导侦查并非外国才有，在中国古代的司法文化中也有体现。中国传统司法文化中的“用谲钩慝”之术类似今天的诱导侦查。中国古代司法文化中的“用谲钩慝”之术，既对疑难案件的解决“固不可废”，亦“免于追捕之烦”，具有特定时空下的合理性，该经验之术是古代司法智慧的结晶，具有周延性与可借鉴性。依据诱导公式理论，诱导侦查措施的使用存在一定限度。现代法治社会中，有必要对侦查机关的诱导侦查权力侵入保持警醒，当明晰诱导侦查的使用条件，使侦查方法从规范化、合理化逐步走向法治化。     

我国侦查讯问中律师在场制度的建立

目前,伴随着律师辩护由实体向程序、由审判向审前介入的转变,律师在侦查讯问中在场制度的建立已经成为了不可忽视的课题。侦查讯问中律师在场制度的建立,充分赋予了律师的辩护权,不但有利于人权的保障,也有利于诉讼效率的提高,能够弥补侦查讯问中存在的不足。     

郭汝瑰:潜伏在蒋介石身边的“红色卧底”(下)

率领七十二军起义,气得蒋介石大骂"娘希匹"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蒋介石几百万精锐嫡系主力已丧失殆尽,蒋家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分崩离析的绝境。郭汝瑰回忆说:凭我多年的经验,我知道蒋介石作战失败经常迁怒于人。近来我多少有点敏感,觉得有人中伤我,蒋介石已开始对我不信任。我是深深了解特务手段的残酷的。一想到万一情况败...     

有限理性指导下的过渡性制度构建——社会转型背景下侦查程序完善的整体设想

目前理论界对侦查程序的研究理性化色彩过重，学者们多对不同的刑事诉讼模式进行静态比较，得出何种模式相对优劣的结论，从而进行制度构建。这虽然有利于目标模式的选择，但不利于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设计。本文从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宏观背景出发，以这一特定时期所存在的对侦查机关完成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双重使命有重大影响的因素为切入点，进行系统审视，提出有限理性的理念，并以此为指导进行过渡性制度设计。     

浅析我国涉外经济犯罪侦查措施的难点及完善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发展，我国近几年的涉外经济犯罪案件也呈增长趋势，公安机关所面临的涉外经济犯罪侦查形势也越来越严峻，然而，公安机关涉外经济犯罪侦查的经验的缺乏，侦查方法的落后、侦查机构的不配套等问题逐步显现，加之侦查面临地域跨度大、案件涉及面广的问题，致使涉外经济犯罪的侦查工作不尽如人意。本文拟就我国涉外经济犯罪侦查措施的问题谈点看法。     

反恐背景下我国恐怖主义犯罪侦查取证程序的改革进路——基于安全与自由价值关系之间的消长博弈与动态平衡

依法惩治恐怖主义犯罪是世界各国刑事司法之重要任务。基于安全在法律价值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恐怖主义犯罪之特点,我国现行侦查程序在调查取证、人身羁押、权利救济以及特别侦查措施等方面呈现出越来越多的不足和问题。为强化反恐防恐之力度,强固人权自由之保障,我国应在深刻反思自身问题病灶基础上,积极借鉴外国反恐侦查程序成熟经验,遵循国际人权法之要求,构建起具有本土适应性的反恐侦查取证程序,实现有效反恐与人权保障之间的动态平衡。     

审判中心主义下侦查权控权内卷化问题研究

我国的侦查权控权,从控权措施与控权效果的关系来看,已经陷入了“内卷化”状态,不仅扭曲了诉讼价值、放纵了侦查权,而且通约了诉讼程序、抑制了辩护职能、妨害了证据规则。因此,实现审判中心主义,应当在政策控权理性化、程序控权精致化、监督控权真实化、审判控权规则化、辩护控权实质化等方面思考侦查权控权的“去内卷化”问题。     

侦查信息初探

侦查过程的实质就是发现、采集、运用信息的过程。侦查信息理论在侦查实践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章探讨了侦查信息的理论基础、基本内涵,同时论证了它的实践价值,并提出了对侦查信息的采集优化建议。     

网络犯罪对刑事侦查的挑战与应对

网络犯罪不仅包括以网络为对象的犯罪,也包括以网络为工具的犯罪。由于网络犯罪具有犯罪主体、手段的专业化、犯罪客体的多样化、犯罪行为的隐蔽化的特点,导致犯罪行为扩散迅速、身份易藏、证据有限、毁证容易、适用法律困难等问题,对刑事侦查带来了极大的挑战。这种挑战主要体现在管辖权、证据制度和侦查措施三个方面。我国应对网络犯罪的侦查制度较为落后,应当从专门侦查机构、管辖制度、电子数据收集制度和技术侦查措施四个方面来加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