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侦查措施的法律规制

将科学技术手段运用于刑事案件的侦查,是科学技术不断发展与进步在刑事诉讼领域的反映,也是实现刑事程序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价值目标的客观需要。我国现有的技术侦查立法及其制度存在重大的结构性缺陷,这是技术侦查在实践运作中弊端丛生的根源所在,我国应加快对技术侦查的立法规制,将其真正纳入法治化的轨道。     

诱惑侦查合法性判断标准的细化

诱惑侦查合法性判断标准,既是诱惑侦查理论研究的核心指向,也是侦查理论发展的必然要求。在理论支撑上,随着诱惑侦查基础研究的具体化,特别是其理论阐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的契合性,决定了诱惑侦查合法性判断标准细化已经具备哲学和刑事法学基础。在侦查实践中,确立与侦查规律相适应、能够较为准确地呈现"侦查中"和"侦查后"的实践程式,能够指导侦查人员较为准确地判断处于不同阶段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在效用考量上,依托总效应与边际效应、效率与公正、善良与正义等要素构建的经济效用、社会效用和道德伦理效用评判标准,能进一步对诱惑侦查合法性判断标准的细化做出合理评价。     

论我国诱惑侦查制度的构建

随着我国社会治安形势的变化及刑事犯罪活动日趋复杂,诱惑侦查正在被广泛运用于走私、贩毒等案件的侦查。同时我国并未真正建立起有关诱惑侦查的法律制度,这一侦查手段的使用存在许多问题。我国有必要对诱惑侦查进行法律规制,充分将诱惑侦查这种危险性较大的特殊侦查行为法治化。     

中美刑事诉讼法律规模比较研究--从秘密侦查制度切入

制度规模的研究不仅可以体现法律的重视程度、考察体系的完备程度,还有利于把握历史发展态势,检验立法技术水平。就秘密侦查而言,美国联邦层面对乔装型秘密侦查主要通过判例和内部规范来实现规制目的;而对监控型秘密侦查则形成了包括成文法、判例和内部规范在内的较为全面的法律规制体系。我国对秘密侦查的规制长期处于空白状态,直到新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出台,才真正将秘密侦查纳入法治化轨道。但是与美国相比,我国对秘密侦查的制度规范在类型规模、规范数量、配套规模等方面有明显不同,立法者的立法技术还处于亟待提升的状态。     

侦查讯闻程序改革研究

现行的侦查讯问程序存在着一系列的结构性缺陷。对此,《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可考虑对讯问前的权利告知、讯问地点、询问时间、讯问步骤、讯问手段、讯问过程中的律师在场、讯问笔录的制作以及羁押性讯问的同步录音、录像等问题作出明确和合理的规定。     

沉默权与侦查讯问

刑事诉讼担负着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双重职能 ,其平衡选择也是艰难的。要有效打击犯罪 ,必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犯罪嫌疑人的权利 ;要充分保障人权 ,不可避免地会使打击犯罪职能削弱。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 ,虽然警察讯问受到相当程度的限制 ,但因讯问本身对于查明案情所具有的利益 ,最终不能放弃讯问犯罪嫌疑人这一有效的手段。从国外的实践来看 ,讯问犯罪嫌疑人仍然具有可行的因素。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也可以说是对侦查讯问提出了挑战 ,为侦查制度与实务的进一步规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探析

人权保障乃现代刑事诉讼之灵魂。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侦查阶段中的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严重侵犯犯罪嫌疑人权利的现象。从观念保障、权利保障、制度保障及物质保障等四个方面入手,保障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诉讼权利。     

关于诱惑侦查理论问题的思考

诱惑侦查是侦查机关面对贩毒、走私等极具隐蔽性且无被害人的犯罪所采用的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但理论界对其存在诸多争议。本文对诱惑侦查的概念及其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了分析,并以此提出了我国对诱惑侦查立法的建议。     

诱惑侦查刍议

诱惑侦查是刑事诉讼法中的一种特殊侦查手段,虽然我国并未进行立法确认,但在实践中却被广泛运用,其存在和运用引发了颇多的争议。诱惑侦查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但使用应当审慎,应对其进行法律规制,促使其纳入法治化轨道。     

律师在侦查阶段参与刑事诉讼之探讨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将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时间从审判阶段提前到了侦查阶段,这对于更好地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发挥律师的辩护作用、促进我国刑事司法的民主化、科学化,实现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但其对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法律地位、诉讼权利及其保障等方面的规定仍存在诸多缺陷.我国刑诉法应明确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以辩护人资格和广泛的诉讼权利并给予充分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