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的惊骇

沙场上勇敢镇定的拿破仑也有惊慌失措的时候.在1799年雾月,过分自信的拿破仑走进了五百人院,妄图用军队中恐吓士兵的方法使下议员们就范,在议员们的愤怒声里,他吓得仓皇逃跑,虽然事后他用军队镇压了国会的反抗,但这次逃跑也给他心中留下了永久的痛.进而言之,拿破仑与下议院的冲突,反映了一个古典独裁将军与现代民主制度间深深的不相容性,而当时直接碰撞的结果也暗示出未来世界的发展方向.     

孙中山对冯玉祥北京政变的认识变化考析

192 4年冯玉祥北京政变和孙中山北上 ,均是国民革命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孙中山北上期间对冯玉祥北京政变的认识有一个前后变化的复杂过程 :起初认为北京政变“毫不能算是中央革命” ,但可以去北京筹划中央革命 ;而后认为北京政变“是中央革命的头一步” ,故决定去北京继续完成中央革命 ,扩大国民革命的基础 ;最后认为北京政变是“武人推翻武人”的“北方事变” ,但为谋求和平统一提供了极好的机会 ,故此更加坚定了为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而奋斗的决心     

浅析伊朗政变中的美国情报思维困境

中东地区向来关乎美国全球利益的重点。而伊朗政权的变革直接影响了美国该地区的战略。因此对伊朗政变前后美国情报活动进行研究很有价值。本文从情报思维这一概念出发分析这一案例中美国情报与决策思维的特点,我们看到了思维认一知局限给情报和决策带来的巨大影响。     

蔡金台密札与袁世凯告密之真相

史学研究既要注意新材料的发掘,又不能忽视旧材料的运用。邓之诚先生《骨董琐记全编》所刊布的蔡金台写给李盛铎的两封信,生动揭示历史真貌,是戊戍政变的重要史料,但长期以来却未引起人们的重视。通过这两封密札,结合其他档案和文献资料进行考释,我们弄清了袁世凯通过荣禄“电庆邸达之”向慈禧告密而引发戊戍政变的全过程。袁世凯无疑是告密的元凶,他在戊戍政变中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     

社会舆论对南京国民政府治新政策之评论与反思——以1933年新疆“四·一二”政变为中心

1933年4月12日,新疆发生政变,致使全疆局势糜烂。是时,社会舆论对中央政府统合新疆政策之反应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一是中央政府对新疆宣慰之举措的热议;二是对事前中央政府与新疆地方关系的检讨;三是对远景的新疆治理的探讨。就社会舆论总体而言,此期社会各界对中央政府统合新疆之结果不甚满意;就一般论者的意见与建议而言,其中亦不乏灼见。     

战后初期美国对危地马拉的两次秘密行动

冷战初期,美国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将有民主化进程的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视为苏联共产主义势力在该国的扩张,欲将之除去。通过两次秘密行动,采取外交压力和心理战相结合的手段,最终推翻了危地马拉的民选政府,这也成为美国今后在拉丁美洲干涉别国内政的一种模式和手段。     

一场学术交流,引发印度洋“海啸” 南昌东大肛肠专科医院肛肠专家组受邀赴印尼学术交流系列报道三

日前,南昌东大肛肠专科医院肛肠专家组赴印尼进行学术交流,会议受到印尼当地广泛的社会关注,印尼主流媒体纷纷对会议全程进行头条报道,在当地医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东大三大尖端技术跨国演出成功此次由印尼巴厘省立医院发起的学术交流大会对近年来国际肛肠     

武钢胜诉印尼反倾销案中的会计支持及启示

在对武钢胜诉印尼反倾销案的缘起、运作流程以及印尼相关反倾销法律法规刚性规制等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基于该案胜诉的会计问题视角,以规避、预警、举证、抗辩、降幅等应对国外反倾销指控为功能目标,构建了我国企业应对国外反倾销的内部会计控制机制,从企业战略层面及相应的制度配置上,为应诉企业快速响应、有效应对提供了会计支持。     

后苏哈托时代印尼华人政治地位的变迁

在后苏哈托时代,印尼华人曾一度受到歧视和种族迫害。而当一九九八年五月爆发的“五月风暴”后,苏哈托总 统正式下台,印尼的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整个社会的发展陷入了一片混乱的状态之中。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平与 发展已经成为了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而后来印尼政府提出并且制定了多项相关的政治制度,同时进行了政治制度的改革, 渐渐淡化种族歧视,赋予华人平等的权利,使得印尼华人的生存处境以及政治地位有了很大的改善与提升,印尼也逐渐走向民 主化。针对后苏哈托时代印尼华人政治地位的变迁进行论述,明确指出印尼华人要想改善和提升自身的政治地位,需要政府 和其他方面的努力。只有这样,印尼华人才有机会争取到更多民族平等的利益,才有可能顺利地提升其政治地位。     

北京政变至郭冯反张时期冯玉祥与苏联的关系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建立国民军,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军事力量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迫于军事、经济压力和政治上倾向进步,冯玉祥积极寻求苏联的支持;同时,苏联为抑制日本在华势力的扩张,急欲培养壮大能与奉系军阀抗衡的亲苏力量,扩大其在华的影响。于是冯苏关系迅速升温,苏联政府对国民军进行了大量武器和军队经费等方面的援助。虽然双方进行的是有条件的实用主义性质的合作,但却迅速增强了国民军的实力,有力地支援了广东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推动了大革命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