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育与德、智、体育的关系看美育教育在高等教育中的作用

本文从美育与德育、美育与智育、美育与体育三个方面相互结合的角度，论述了美育在高等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提高国有企业基层项目政工干部素质与能力的思考

国有企业是我国社会经济的重要参与主体,关系到国家利益的保障与增值,也是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关键。在新时期国家战略和社会建设背景下,国有企业必须要以党建为核心,进一步提高业务能力,稳固政治立场,实现更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必须理性认识基层政工干部在企业的重要作用,本文对提高基层项目政工干部的素质与能力进行研究,提出完善基层项目政工干部队伍建设的措施。     

产品类型差异下的消费者渠道偏好异质性 ———基于调节定向理论∗

产品类别是消费者行为研究的重要变量,消费者渠道偏好往往因为产品类别的不同而迥异。 消费者购买不同类型产品时的渠道偏好有何不同? 基于调节定向理论,引入产品实用享乐性与风险性,探 究消费者购买不同类型产品时的消费者渠道偏好差异。 围绕产品的实用享乐性、风险性与消费者渠道偏好 的调节定向匹配提出了 4 个假设,运用实验法采集数据,通过对样本数据的多项 Logistic 分析,对假设进行 了检验,并提出企业顾客管理建议,以期为企业根据产品类型区别建设渠道提供决策支持。     

毛泽东与1946年大同战役

1946年7月31日至9月16日的大同战役,是解放战争初期在毛泽东主席的直接指导下,由我晋绥和晋察冀野战军共同发起的一次重要战役。此战歼敌8000余人,既有经验,也有教训,对解放战争初期的战局影响重大。     

网络空间中国家形象的塑造与传播 ——以《中国日报》英文官方网站为个案

以移动互联网为主导的新媒体的崛起标志着人类已步入超模态时代。超模态是多模态与超文本性的融合,是新媒体的特征之一。根据Lemke的观点,多模态符号同时表达三种意义,即表象意义、取向意义和组织意义。连续网页或超文本语义单位之间构建的关系大抵有三类,即表象的、取向的和组织的关系。多模态与超文本二者供用特征的结合为人们提供了创造意义的机会和摆脱独语、容纳多声的平台。基于此,本文以《中国日报》英文官方网站为例,分析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超模态语境下如何自塑国家(虚拟)形象并提出加强国家形象塑造和传播的有效策略,即：形象目标,定位明确;内容选择,异源合流;方式手段,技术赋能。     

网络文艺：虚拟与真实博弈下的符号世界

网络文艺作为一种新兴的媒介艺术样态,具有很强的虚拟性,同时又是与现实世界互为对照、互为表述的镜像世界,仍然具有一种真实的力量。但在真实的艺术表达中,网络文艺创作者过度追求“陌生化”与“异质感”,沉迷于“幻象”与“超真实”的审美体验,符号能指与意义所指不断变化、纠缠与冲撞,导致网络文艺世界逐渐成为一种超级数字场景下符号丛生的伪现实景观,在真实与虚拟的博弈下,现实沦为“表演”,主体也在现实“表演”中走向“他者”。本文以符号学为视角,分析这种文化现象的内在机理并阐释其形式创新与意义生产,从网络文艺的虚拟性“真实”和表演性“真实”着手,论述了网络文艺是一种“虚实”统一的且以能指优势为主导的符号世界。     

论新《公司法》的四项核心原则

在《公司法》迎来第六次修改之际,反思和重塑公司法的核心原则有助于宣誓法律价值,明确立法目标,奠定立法基调,重构法律条文,统领法律解释,提高立法质量,增强公司法全球竞争力。公司法的首要原则是保障公司的生存权与发展权,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增强公司活力。第二原则是保护股东权利,坚持股东中心主义价值观,鼓励投资兴业、避免资本外流。第三原则是尊重公司的债权人,强化交易安全,降低交易成本,加速商事流转,化解金融风险。第四原则是赋能公司社会责任,实现义利并重,打造受人尊重的多赢共享的商业模式,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些原则和而不同、同频共振,既应载于公司法总则,更应贯穿于全部公司法规范体系。     

精准校园招聘模式探索——以同济大学“访企拓岗”系列活动为例

“没想到这么快,感谢学校的精准推荐。”2022年4月12日,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2019级硕士研究生小许与中建三局第三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完成网签。此时,距离同济大学启动实施“简历直推”活动仅过去4天。“请有招聘计划的单位以接龙方式提出招聘需求,学校将收集有意向的学生简历,发在此群。”     

中国共产党现代化国家建构与治理的实践与经验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国家现代化建构与治理。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党,国家建构与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义是实现人民的民主权利和落实人民主体地位。人民当家作主的执政理念是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基本原理一致的。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制定一整套国家治理制度,形成一套以人民民主权利和人民主体地位为中心的价值体系。在国家基本制度基础上,组织、协调、引导国家和社会治理主体积极参与国家治理,各个治理主体间形成完备和强有力的纵向和横向治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