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近代汉语行为动词双音节化特点的分析——以《祖堂集》中的“償”、“犯”为例

近代汉语是汉语言由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过渡的一个重要阶段,无论是在语义上还是在句法结构上,都具有承前蒙后的作用.文章以此时期极具代表性的文本《祖堂集》为考察对象,穷尽式的分析其行为动词特点,选取其中发展脉络清晰的两个动词:“償”、“犯”,以说明近代汉语中动词演变的原因.     

必要共犯的若干问题检讨——以共犯的处罚根据为视角

关于共犯的处罚根据,主要有责任共犯论、违法共犯论和因果共犯论(又称为惹起说,包括纯粹惹起说、修正惹起说和混合惹起说)。责任共犯论、违法共犯论和修正惹起说坚持绝对的违法的连带性;纯粹惹起说坚持绝对的违法的相对性;混合惹起说肯定部分的违法的相对性。必要的共犯,分为多众犯和对向犯。法律明文规定处罚以外的对向方的行为,不能作为共犯进行处罚。     

关于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的几点思考

认定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应注意理解"不报或谎报"、"安全事故情况"、"贻误事故抢救"等客观方面的构成要素;本罪与其他安全事故犯罪发生关联适用时,应数罪并罚;本罪与滥用职权罪或玩忽职守罪发生关联适用时,应以本罪论处;本罪属于过失情节犯,而过失情节犯是存在一定的内在冲突的,将本罪规定为过失情节犯属于立法缺陷,因此有必要将本罪中的"情节严重"修改为"造成严重后果",即通过抛弃情节犯、规定过失犯的危害结果要件来完善本罪立法.     

论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的若干基本问题

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在本质上是一种背信罪,应采取背信的滥用权限说,准确界定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的成立范围,防止人为扩大或缩小打击范围;通过合理的解释方法,将谋利或加害的目的纳入构成要件,即金融机构必须具有为本单位或第三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谋利目的)或者损害委托人利益的目的(加害目的),才能构成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并准确认识单位犯罪与个人犯罪的区分标准,将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与挪用资金罪、挪用公款罪区分开来。     

诗意与世俗的分离——《顽主》分析

王朔由小说《顽主》开始塑造了一批"顽主群像",对小说文本进行细读,可以发现被认为是社会沉渣的顽主们,并非如大多数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玩世不恭的痞子,他们的肉体在地面上生活,他们的精神却在半空中悬浮,这就决定了他们在现实世界和形而上世界之间的痛苦徘徊。     

论不能犯与未遂犯之区分

不能犯与未遂犯、迷信犯的差别体现了刑法社会保护机能和个人权利保障机能的冲突,不能纯粹的以主观危险说和客观危险说作为区分二者的标准,而是应当将刑法危害社会秩序、保护法益的功能和保障个人权利的需要有机结合起来,在主客观相统一的基础上,以事后查明的行为时所存在的各种事实为基础,以行为时为标准,从一般人的立场出发来判断某一行为是否具有危害社会的危险性.     

想象竞合犯中从一重处断原则的适用

因想象竞合犯属于实质一罪,而其法益侵害性又重于单纯一罪,故“从一重”便成为其通行的处断原则;适用该原则时需要比较数罪的轻重,其常用方法为“先比后定法”。但若竞合数罪的法定刑完全相同,只能根据犯罪情节来比较其轻重。     

法定犯罪目的的实质探究

法定犯罪目的是指刑法分则条文对具体犯罪所明文规定的犯罪目的。对于法定犯罪目的的实质的认识 ,中外刑法学者看法不一 ,主要有特定犯罪目的说、犯罪动机说和追求超故意的结果说。本文在评析特定犯罪目的说与犯罪动机说二者缺陷的基础上 ,基本肯定追求超故意的结果说 ;并认为在目的犯中 ,犯罪目的具有二层结构 ,法定犯罪目的属于其中的第二层次犯罪目的 ,其实质是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所希望达到的超出直接故意意志内容的最终结果。     

危险犯既遂后主动排除危险状态行为的定性

危险犯既遂后主动排除危险状态行为的定性问题是刑法学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为此学者们进行了不断的探讨。理论上存在危险犯既遂说、危险犯中止说以及实害犯中止说三种观点。本文在评析这些观点的基础上,赞同实害犯中止说。     

行为犯与危险犯之界限探析

作为犯罪既遂形态的两种相互紧密联系的类型,明确行为犯与危险犯之间的界限对于妥当地处罚犯罪人是相当关键的。无论以危险的法定、危险的程度还是危险的表现形式来区别行为犯与危险犯都存在困难。行为犯和危险犯的区别的前提在于危险的表现形式不同以及对客体的关系不同。行为犯是与结果犯相对应的犯罪形态,而危险犯是结果犯的类型之一。行为犯与结果犯的区别在于立法是否规定了结果。危险犯与纯正的行为犯的区别在于是否通过行为结果表现对犯罪客体危险;危险犯与不纯正的行为犯的区别在于是否造成了现实的侵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