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20年史学论文一瞥

20年间,在《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发表的论文中,历史学类论文始终占有一个相对稳定和重要的位置。从学术史的角度对其进行若干梳理,在此过程中或可略窥史学整体发展的某些消息,并为观察和描述变迁社会中的当代中国学术转型提供一个有益的注释。     

土地农转非政策及其增值收益分配

在农地转为非农用土地的现实过程中,由于“国家征收”与“集体转用”政策差异,造成了土地增值收益归属不同主体的较大差异。文章以土地的国家征收与农地集体转用产生的利益差别为视角,从土地农转非政策的演化,研究土地农转非政策的初衷,并非侵占农民土地增值收益;土地农转非政策作为一个变量,直接或间接影响农转非土地增值收益;土地非农化政策产生的偏差,致使农转非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利益失衡：土地国家征收政策中“公共利益”需要与“经营性”需要并存,地方政府由“管理型”政府异化为“经营型”政府;农地转为集体建设用地“合法”与“非法”并存,农地增值收益分配混乱;土地补偿征用中“暴富群体”与“三无农民”并存,征地陷入“补偿困境”。     

后殖民主义与中国历史学

像其它带有“后”的主义那样,后殖民主义对中国读者来说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但是,有关它的来龙去脉以及与中国历史和历史研究的关系,研究尚不太多,甚至有不同程度的误解。本文写作的主要目的是想提出一些想法,就后殖民主义这一新兴的思潮与中国学术的关系,从历史学的角度,作些讨论,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首先应该说明的是,     

论历史观的权力性本质

历史观在历史学中的地位始终很特殊。只有在平等的权利的基础上,历史学与历史观之间才能进行自由的思想对话;不应该迷信历史观。历史学的正常存在,需要有各种各样的多元的历史观的自由存在,只有以此为前提,历史学才能从中汲取丰富的思想养料,以此来推动和支持历史学的持续发展。历史学必须对历史观的权力性本质加以明确拒绝,必须对权力化的历史观加以思想解构     

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

传统的舆地学孕育了历史地理学。舆地学主要研究历代疆域、政区、地名、水道的因袭与变异,长期以来是历史学的附庸,是治史的四把钥匙之一,它的成果往往仅被视为为历史研究提供一个空间舞台而已。     

另一种眼光：国外学者看中国

＂中国强行闯入了我们的意识＂美国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杰弗里·瓦瑟斯通说,现在世界不怎么说＂后冷战时代＂了,居然悄悄议论起＂后西方时代＂,议论起中国如何改变世界。中国的快速发展使得＂中国强行闯入了我们的意识。＂＂如果我们想了解世间的万事万物,那么,就必须去了解中国。＂     

从求实到求是：数字史学的价值与追求——兼与成一农教授讨论

近些年来,以网络技术和数据分析为基础的数字史学发展迅速,颇有助推史学研究升级换代的趋势,但也引发了诸多学者的担忧和警惕：数字史学在重视技术方法引入的同时,是否有脱离人文关怀,成为“无人”的研究的危险?网络技术是否只在更方便获取多样资料上有助益,而对真正推动史学研究的作用不大?数字史学的价值与追求究竟何在,不仅成为不同立场学者辩论的焦点,更决定了今后史学界对数字史学的态度及其发展,应该引起数字史学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实际上,数字史学研究的基本逻辑和传统史学研究并无不同,对群体的关注更不是对人的漠视或人文关怀的降低。数字史学能更为有效地从长时段和大规模群体两方面入手,切实沟通史学求实的学科本位和史学求是的学术追求,从而彰显历史学科的活力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