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渔洋对博学鸿儒科之态度简论

康熙十八年博学鸿儒科考试,是清初文化征服的一大策略,对瓦解明遗民的精神抵抗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于这次征诏,当时社会上颇有非议,王渔洋的占论就很有代表性.渔洋讥讽的对象主要是当时的明遗民,认为遗民应当守道自重,不宜轻易出山.     

厚德:中国传统美学人格修养的重要范畴

中国传统美学注重对人生价值的发现和对人生理想境界的探讨,总是以人为审美境界发生的原初出发点。在先秦比德观作用下,本用来颂赞大地之德的厚逐渐运用到人物评价领域,成为品说人德的重要语汇。厚德由道德评价进入审美评价领域,经儒道两家的阐发辉扬,日益成为中国传统美学人格修养的重要范畴,并倡导通过人文熏陶和自然化育的修养实践达到完美的人格理想。     

试论钱基博与张舜徽的学术精神

钱基博、张舜徽先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循序渐进,博学通贯"的学术精神和学术境界,是他们成为一代国学大师和学术丰碑的根本原因.在学界存在急功近利、学风浮躁现象的今天,探讨这种学术精神、学术境界,对于学人读书治学,尤其是研治、弘扬国学,具有一定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论中国古代学者的博学与通识

中国古代学者重视博学,推崇通识。博学强调学习的广泛性,通识注重见解的全面性。综合考察中国古代学者的博学与通识,可以看到其对于知识的追求与渴望,体察其治学范围的拓展与研究水平的提高,把握其整体思维与归纳方法,认识其人生理念与价值取向。弘扬中国古代学者博学与通识的传统,对于克服浮躁空疏的不良学风,繁荣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袁黄及其研究的当代价值

袁黄博学多产、爱民勤政、追求积德行善,不仅洁身自好,利用功过格约束、督促自己去邪念恶行,且撰写《改过之法》、《积德之方》,专论积德行善,其中既有规律性的认识,又有实际操作方法,极力劝说、帮助他人同自己一样做好事、成好人。他在明中叶道德沦丧相当严重的情况下,发挥了超出一般的正面作用,在保证中华民族善良、正直、清廉、为民的优良传统生生不息上作出了贡献。在400年后的今天,认真分析其作出贡献的方式、方法和指导思想,可以得到有益的借鉴。而在继承、发扬袁黄的善言善行时,也应注意辩证地对待其以因果报应作为理论体系基础的局限性,唯物主义者在将与之混在一起的精华分离出来、加以适当改造、纳入社会主义主流意识体系之中的同时,拒绝其鬼神存在的唯心主义说法。     

论康熙“博学鸿儒科”之旨在笼络明遗民

在明清更迭的历史进程中,“遗民因素”几乎始终是一个影响全局的变量,它直接影响和制约着清初社会秩序的重建。就清初遗民史的演绎而言,遗民现象随明清易代而衍生,因满汉文化冲突而凸显,也谐应着清廷政治的稳定和文化的整合而消解。其中,康熙“博学鸿儒科”的诏举无疑为遗民蜕变的枢纽。就主旨而言,博学鸿儒科既不在于粉饰太平,也不在于彰显文治,更不在于招揽人才,而在于笼络遗民士人。所以,是科虽有考试的形式,却只有游宴的实质;虽以“揽才”相标榜,却以“揽心”为归趋。     

和谐领导艺术

和谐社会有三个层次,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三是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和谐.要实现最后一种和谐就需要领导艺术的和谐.欧洲有个博学经典:难能之理宜停,难处之人宜厚,难处之事宜缓,难成之功宜智.笔者认为,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领导者迫切需要深刻领会这一博学经典,努力增强领导艺术的和谐性.     

年轻干部健康成长要善于“拣”

<正>习近平同志强调,培养选拔年轻干部,事关党的事业薪火相传,事关国家长治久安。笔者认为,年轻干部要健康成长应善于"拣",即交友拣人、开口拣言、情趣拣雅,多加磨炼,不断提高自身综合素质。要有一双慧眼,交友拣人。"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     

钱钟书的十六家养生术

钱钟书享有“文化昆仑”之誉，是当代“第一博学鸿儒”。其高寿的因素可概括为：“幽默风趣、淡泊名利、夫妻情深、童心童趣”十六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