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文人赵士春道教实践与思想探析

赵士春是明末清初苏州地区的知名文人,随着赵士春《保闲堂集》多个版本的发现,其崇道的生活经历得以完整展现,修改了此前学界对其居士文人身份的判断,为了解清初文人的道教生活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细节化资料。清初文人的宗教选择常常被纳入明清鼎革的叙事中,但赵士春的道教倾向与其宦游的经历、明末江南的鸾社风气,以及交游圈的文人宗教环境关系密切,并不完全是政治变迁的产物。虽然晚明以来道教与特定文人社群的关系已成为明清道教史研究关心所在,但是目前的研究多集中于乩坛和家族信仰,从生活史角度展开的论述较少,赵士春的日常道教实践为清初江南文人的宗教生活提供了一较为详实的个案,对了解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文人道教环境和道教思想将有所助益。     

中国新文学草创过程中的宗教投影

文章立足于文学与宗教的一般联系,探讨了“五四”时期我国文学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过程中,宗教在文学领域所留下的斑驳而又清晰可辨的投影。宗教文化参与了这一代作家的文化———心理建构,影响到他们精神个性的形成,并进而影响到他们的文学观、创作观及其创作过程。     

云南回族家庭教育的传统与走向

伊斯兰教是回族先民们信奉的宗教,它先于回族的形成而存在和传播的状况,造成了伊斯兰文化与回族特性的亲和,形成了回族全民信教的现象。传统回族家庭教育的伊斯兰文化主流,既是这种亲和关系的结果,又是加剧亲和状态的原因。伴随历史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以培育宗教人格为主要目标的回族传统家庭教育,与现代文明的要求拉开了距离,步入了教育的误区。倡导“宗教文化与现代文化”并重的家庭教育的双重目标观,既基于伊斯兰教的基本原则,又着眼于回族长远的发展,逐步实现从传统的单一目标模式向双重目标模式转变,是回族家庭教育的基本走向。实现这一转变,既依赖于现代社会对宗教社会的认知、理解和宽容,又寄望于宗教社会对现代社会的接纳和宗教自身的调整与更新     

把握历史新教材特点、加强学生素质教育

新编高中历史教材以崭新的编排体例、内容结构、知识范围向我们展示了素质教育所要达到的目标。在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的形势下,历史教师如何深入挖掘教材,在传授历史知识的同时,培养学生历史学习能力是实现高中历史教学素质教育的关键。     

契丹“再生仪”探微

契丹“再生仪”中所立之三歧木,乃是女阴的象征。“再生仪”是生殖崇拜、女神崇拜等原始崇拜仪式,它产生于原始社会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再生仪”所反映的是原始社会时期人类欲战胜死亡的威胁,求得永生、幸福的一种宗教心理。在契丹故地辽上京临潢府一带,至今仍有“再生”习俗存在。     

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的研讨

人类的群居本性使得人类在出现之初，便有了社会网络动机。人类最初的社会网络需求是来自于对生存质量的提高．比如为了使狩猎的效能更高．便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并协作，这可被视为最原始的社会网络。可以想象，如果人类只满足于饮露水、采野果，或如果人类只愿像狮、虎那样单打独斗，或许人类就永远不会有社会网络意识，甚至人类就不成为人类了。不过，更多的人参与协作并不标志着社会网络的形成．而当这种参与协作的活动经常化、其中成员被相对固定化及其分工和分配已形成默契并存在互补、互动时．“社会网络”便诞生了，当然，它此时是原始的、局部的、单纯的，甚至不能定义为“社会网络”。但是，我们仍然认为这必定是“社会网络”最原始的起源，并且．这个起源阶段所暴露出的社会网络的“参与成员相对固化”、“松散型”、“友情为重”、“利益共享”等诸多原始特征，对现代社会网络的定义和揭示现代社会网络的本质有着重要的意义。     

论土家族作家孙健忠小说的巫性书写

土家族作家孙健忠,后期创作了一系列具有神秘巫性色彩的小说,其致力于原始信仰的诗意表达和自然生命力的彰显,人神合一、人与动物神秘互渗、野性生命、本真人性、生殖崇拜等种种土家族巫文化元素渗透于作品之中,其巫性思维下的叙事方法则带给读者神秘的阅读体验。     

当代都市人的社群认同与认同危机

＂论坛＂介绍：＂文景艺文季＂缘起于2012年世纪文景成立10周年,它展现文景品牌的出版理念,并力图树立起其文化品牌。2017年为文景创立15周年,本次艺文季的主题为＂城市：被仰望与被遗忘的＂。在为期两天（2017年7月22、23日）的活动中,有多位不同领域的作家、学者参与主题各异的四场论坛。活动现场还有文景精心布置的书店、咖啡馆、放映厅,     

马丁•布伯的对话解释学及其 与伽达默尔解释学的内在联系

[提要]马丁?布伯的宗教哲学思想包含着强烈的对话解释学、对话哲学与关系哲学维度,实际上这些维度之间具有内在联系,而它们的内在联系的基础就在于“我-你”关系对话。布伯这种“我-你”关系与作为伽达默尔解释学核心的解释学“我-你”关系得以成形的一个重要原因,它同时与伽达默尔解释学“我-你”关系具有较为密切的联系。     

从“宗教”的本义看李提摩太之佛耶对话观

作为信仰的一种“此在”的历史性表达形式,“诸宗教”的形成不可避免地受到历史环境和个体因素的影响。鉴于此,我们回到“宗教”之本义,并在此视域下分析李提摩太之佛耶对话思想。李提摩太之佛耶对话的主体并非两种“具体化”后的制度性宗教,因此,李氏之佛耶对话并非“援佛入耶”的“置换模式”,而是以上帝之国在世界的建立为目标、以治理世间之苦难与罪为途径的对话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