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之艺术”观与现代中国理想文明的整体建构

中国新思想家在1920年代中后期积极倡导“生活之艺术”观,尝试为中国的新生建造整体的理想道德与文明体系,这是1920年代的重大思想事件。“生活之艺术”观既是一种理论模式,包含实证科学时代的世界解释系统、“人学”解释系统与文明史观,同时也是一种通过文明批判逐步建造道德与文明体系的实践模式。它由蔼理斯创建,经过“中国化”的理论改造后,成为根植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的新“认识性装置”。周作人等新思想家立足“生活之艺术”的理论系统,针对中国各类具体伦理事象作出文明批判实践,力求逐步推进道德与文明的总体性建构,但国民革命时期加速败坏的社会道德却令周作人等新思想家丧失了建造新道德与新文明的信心。     

马克思宗教批判思想的本体论旨趣

马克思的宗教批判思想往往被理解为是对宗教的全面、彻底的批判,最终是为了消灭宗教,并进而被视作是马克思宗教批判思想的局限性。然而,马克思的宗教批判思想一则不是对宗教本身的批判,而只是对那些与剥削制度相关联并为剥削制度辩护的特定宗教形态,亦即宗教的特定发展阶段的批判;二则即便是对这种特定形态的宗教,马克思也并未加以绝对的否弃,他看到了在这种宗教形态中所蕴藏着的人的本体论追求精神。因此,解放被宗教异化了的人的本体论精神和寻找人的本体论精神的真实根基就成为马克思宗教批判思想的两大本体论旨趣。     

论用马克思主义引领当代社会思潮的批判机制

用马克思主义引领当代社会思潮的批判机制,体现了理论批判、实践批判与自我批判的辩证统一。明辨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式,利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批判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构成了理论批判机制的主要路径;分析预测、疏通引导、反馈反应和协调化解机制,构成了实践批判机制的基本架构;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开放品格、来源的实践品格和主体的创新品格,构成了自我批判机制的内在容量。     

自然概念的批判

自然概念具有社会性,在阶级社会里自然概念的社会性表现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合法性进行道德辩护.传统社会之所以认为自然具有神圣性,强调敬畏自然,敬畏“天”,背后隐含的则是敬畏封建统治者,敬畏天的儿子——天子;现代性社会之所以对自然进行祛魅,认为自然是纯粹的自然物总和,要求控制自然,支配自然,其背后的目的是为了控制人、支配人.我国提出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必须首先对自然概念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性进行清算,以保证自然概念使用的社会正当性和社会公正性.     

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南斯拉夫实践派哲学

南斯拉夫实践派哲学自诞生起,就表现出强烈的批判精神.它在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理解中,抨击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迥异社会条件中不合乎人性的社会表现,试图扬弃人的这种异化状态,重建人道主义社会.实践派哲学形成、发展于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并通过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的批判试图追寻人类发展的终极意义.它在辩证批判、批判与自我批判、具体的历史批判等理论构建准则中审视着具体社会的不合理性.     

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批判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批判理论的逻辑起点是通过对资本追求利润本性和资本运行逻辑与生态危机关系的分析,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支配的全球权力体系是造成生态问题的根本原因,主张在资本主义制度和价值观指导下的技术使用必然会导致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和生态危机,资本物欲至上和消费主义价值观会进一步强化生态危机.只有构建以反对资本逻辑为宗旨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彻底解决生态危机.生态社会主义社会要求通过劳动创造幸福观和新型的人类中心主义或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克服消费主义生存方式及其意识形态,构成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批判理论的完整内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批判理论在理论基础、理论的价值立场和价值归宿以及如何看待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与解决生态危机的关系问题上,同"深绿"思潮和"浅绿"思潮存在着根本区别.他们分别代表了以抽象的伦理生态共同体思想还是以历史唯物主义共同体思想为指导、维护资本的利益还是反对资本和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把经济增长与解决生态危机和生态文明建设对立起来还是把它们统一起来的两种类型的生态文明理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批判理论的价值和意义在于: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建构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共同体思想,摆脱具有浓厚的以资本与西方为中心的价值立场的西方生态文明理论的束缚,坚持把维护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有机结合起来,最终实现技术运用、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机统一.     

马克思主义“消灭家庭”思想的三重维度及现实性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消灭家庭”思想包含着三重维度,从宗教批判维度看,世俗家庭是“神圣家族”即宗教世界产生的土壤和根基,消灭“世俗家庭”就是消灭使宗教存在的不合理的社会现实;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分工和私有制的发展使单个分开的家庭经济成为必需品,“消灭家庭”需要在变革生产方式基础上消灭家庭作为经济单位的属性;从资本主义社会家庭关系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家庭所产生的家庭关系是私有财产关系即支配关系,“消灭家庭”这一思想需要消灭家庭中的剥削压迫,重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消灭家庭”思想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其并不是指消灭家庭这一制度,而是要推动家庭向更高层次发展,最终指向是在生产关系变革、家庭关系变革基础上人的关系的重构。新时代背景下中国推动家庭文明建设,与马克思主义“消灭家庭”思想并不相悖,现代家庭建设正是“消灭家庭”的实现过程,只有正确把握“消灭家庭”的历史进程与当下家庭建设的关系,才能构建促进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家庭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