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下乡"与近代中国乡村变革的困境——对20世纪30年代县政建设实验的解析

辛亥革命后,中国乡村社会日益落后的现状与知识分子的理想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落差,一部分知识分子带着重建乡村社会的理想"下乡",并在20世纪30年代与国家政权改革县政的政治追求相结合,形成了一股县政建设的潮流。这些知识分子通过"民族文化的重构"、"科学的西化"和"国家权力向下渗透"等方式对乡村进行改造,却又因近代以来国家政权的长期不合理而导致的乡村社会转型内驱动力缺乏的困境,最终又无可奈何地离开了乡村。     

独立的学术界或知识界在哪里？

近读余英时氏谈季羡林、任继愈等“大师”和于建嵘氏谈县政改革乃解决社会危机的“以空间换时间”两篇文章,尽管二者谈论的是不同问题,前者谈学术,后者谈政治,但是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如所周知,一个多世纪以来有着无数的纠缠和纠结。对此,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一书有着深入的研究和展开,诸如“求是与致用”“学术与政治”“专家与通人”等等。     

近30年中国县政研究综述

近30年来,学界对中国县政的研究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形成第一批成果之后,又进入了一个新的研究阶段.学者们从历史学、政治学等学科出发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县政、民国时期的县政和建国后的县政作了逐步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有待我们继续深化、拓展和提高.     

刘湘政府(1935-1938)对川省基层行政人员的任用倾向

四川新政府成立后 ,即着手整顿基层行政人员。刘湘政府对县级行政人员的任用权尽量加以控制 ,通过县政人员训练所 (简称县训 )训练出大批基层行政人员 ,“县训”出身者与刘湘政府形成一种“亲密”关系 ;而其他非“县训”出身者不仅地位远不如前者 ,任职也困难得多。这种状况直到刘湘去世、邓汉祥调职 ,王缵绪继任省主席后 ,才发生实际性的变化     

早期民间组织与政府的合作关系——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为个案

在民间组织与政府的关系上,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是一个典范.20世纪30年代它与政府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共同开展县政改革运动.从形成过程上看,这种合作关系是政府政治议程中国家能力和权力合法性建设的需要,也与平教会的现实困境、运动阶段的演进和工作重心的转移有着直接联系.     

规模经济对政府规模的影响:基于湖北省的实证研究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县乡政府规模偏大,财政赤字严重的现象虽经过1998年严厉的机构改革仍未有根本的改变.本文通过对湖北省县域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与政府规模、公共支出等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发现在县域层次上存在规模经济现象,即随着人口规模的增长,县政的管理成本会递减.因此通过调整县政区划,扩大县域人口规模,有助于提高县政管理效率.     

论唐代县制

在中国古代县制沿革中，唐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阶段。本文通过对唐县县域分等、县衙机构的设置、唐政府对县令的管理以及对县政工作的检查考核等有关史事的清理分析，对唐代县制建设状况作出粗浅论述。文章指出，唐代县制的发展，保证了唐王朝地方区域社会的长治久安，同时也为唐以后地方县政体制的改革，提供了历史的经验与借鉴。     

“贵阳模式”：可贵的县政民主实验

今年5月．贵阳市委作出重大决策．决定将出缺的小河区、花溪区、息烽县、修文县等4区（县）党委书记在市级机关、市直企事业单位、区（市、县）现任正、副县级领导干部中进行“公推竞岗”，开启了以干部选拔民主化为内容的县政民主实验。经过民主推荐大会投票，7月7日，贵阳市正式公布．20名干部将同台竞岗，角逐4区（县）党委书记。14目，竞岗者通过演讲答辩和民意测验两个环节，待领导能力测评后．各自综合成绩将提交贵阳市委全委会差额票决，最终产生4名区（县）党委书记。     

从村治到乡政:乡村管理的第二次制度创新

人民公社体制废除以后 ,农村基层管理体制的基本模式为“乡政村治”。近 2 0年来 ,伴随农村微观经济体制的改革 ,村治发生了重大变迁 ,特别是村民自治的制度框架已基本建立 ,由此构成乡村管理第一次制度创新的主要成果。但是 ,作为国家政权基础部分的乡政却没有发生相应的变革 ,从而严重制约了村民自治的发展和乡村的有效治理。为此 ,乡村管理必须进行第二次制度创新 ,其重点就是改革和创新乡政     

略论县政社会环境与县政系统互动的运作机理

开放性是县政系统生机盎然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县政系统与县政社会环境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互动关系贯穿于县政治理活动的始终。县政系统与县政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越密切 ,对县政社会环境的变化越敏感 ,越善于接受县政社会环境的需求 ,它就越能提高自己的效能和适应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