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时代企业数据纠纷的治理路径——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为中心

数字经济时代企业数据纠纷面临数据权属未定、缺乏统一裁判规则、司法规制思路落后等困境,导致数据要素市场不稳、企业数据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当前,对企业数据产权进行界定的时机尚不成熟,能动司法创造的“竞争法上的财产权益”思路值得肯定。企业数据纠纷的竞争法治理路径与我国数字经济现实相适应,现阶段以《反不正当竞争法》解决企业数据纠纷更具优势。司法实践中裁判理念应当进行革新,在对竞争关系进行重塑的同时,前移规制节点、重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判断范式、采纳新的赔偿数额认定规则,形成更加完善的数据纠纷解决机制。     

将“协商”嵌入社区治理的实践探索

我国的社区治理历经近40年的实践探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积累了大量的宝贵经验。但随着社会转型发展,社区治理仍然存在着诸如社区职责不清、治理体系不够完善、传统的治理模式无法深入转变等一系列问题。为适应社会转型,我国各地区开始创新社区治理路径,协商民主理念在社区治理中广泛运用。基层人民政协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具有了解利益诉求、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优势,作为协商的专门机构在社区协商治理中的优势得以发挥。安徽省芜湖市鸡江区清水街道万春社区正是通过完善协商衔接机制、制定协商闭环机制、强化协商联动机制等一系列实践探索,提高社区协商专业性,推动政协协商机制不断完善。     

业主撤销权体系的法理表达——从业主撤销权纠纷角度

2007年物权法确立了我国业主撤销权制度,但关于业主撤销权的性质界定、诉讼客体、诉讼期限等问题一直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完备的业主撤销权理论体系尚付阙如。近年,业主撤销权案件数量急剧上升,其中败诉、撤诉案件占比居高不下,现行业主撤销权制度有失灵之势,主要原因是业主权利与义务意识不对等、业主撤销权制度不完善、业主撤销权性质界定不清晰等。面临上述困局,应从实体法、程序法和软法三维度对业主撤销权制度进行变革。实体法维度,增设“业主社团法人登记备案”的规定,并建立业主小区内部的信息披露制度、监事制度。程序法维度,增加“确认决议无效”案由,分别以确认之诉和形成之诉区别对待不同效力样态的业主大会决议。软法维度,对关乎不同主体利益的事项设置独立的业主大会表决程序。     

《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违约方司法解除权）诉讼评注

《民法典》为破解合同僵局创设了违约方司法解除权制度,但当前还缺少对其行使方式、要件证明、纠纷解决、解除时间四个诉讼审理方面的研究。违约方既可以被告身份通过反诉和抗辩请求司法解除,也可以原告身份起诉提出,原告起诉请求合同解除时,需要法院确定具体解除方式和诉的类型。违约方解除权的两个权利成立要件由违约方承担证明责任,但这不是对举证责任的分配,也不能用于解决法律评价问题。除司法解除请求外,需要通过诉的合并与法官释明使其他合同相关的诉讼请求同时提出,促进纠纷一次性解决,同时通过重复起诉制度避免矛盾裁判,但是违约方司法解除权可以在法院对合同效力作出裁判后再行使。形成判决的形成力产生时与形成诉权形成效果作用时不同,实体法上可以具体规定合同解除时间。     

客观公正 平息纠纷

成都凯迪家具有限公司代表和员工晋威近日一同来到成都市新都区劳动保障局．将一面绣有“廉洁执法．文明和谐”锦旗送到副局长李华生的手里。新都区劳动局锦旗收到过数次．但企业与劳动者同来赠送锦旗却是头一例。     

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 以调解为主要手段

发展和谐劳动关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在劳动关系日益复杂、劳动争议日趋增加的背景下,如何以调解作为处理劳动纠纷的主要手段,值得认真研究。     

构建三级协调机制 防范化解涉劳矛盾

为维护新形势下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努力构建有效预防、减少和化解涉劳矛盾纠纷的长效机制．遂宁市劳动保障局开展了“着力构建三级协调机制．有效防范化解涉劳矛盾纠纷”的试点工作。     

基层政府社会矛盾和纠纷化解机制研究

提高基层政府化解社会矛盾和纠纷的能力,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和关键环节.基层政府社会矛盾和纠纷化解机制存在认识不到位、主动性不强、机制不配套、人员素质不高、动力不强、基础工作不牢等诸多问题.基于这些问题,基层政府必须采取如下对策: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合理分类,提高化解质量;健全机制,扩大化解效果;加强队伍建设,提高化解水平;普及法律教育,夯实化解基础;健全制度,提升化解效率.     

关于邓莱峰反洋教的几个问题

本文论述口个问题：朝阳邓莱峰反洋教是在义和团运动大背景下爆发的,联庄会由保民走向抗洋是由教堂攻击村民所引起;清政府对民教纠纷主张调解．但却偏袒教堂;清政府由调解到镇压是迫于法国领事的压力和惧怕拒洋社会势力壮大;邓莱峰不反清并曾经妥协。     

中国涉东盟商贸纠纷解决的理念与路径

产生中国涉东盟商贸纠纷的原因有多种。对中国涉东盟商贸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必须秉承协商解决、高效解决、多手段解决、灵活性解决及政府积极主动解决等理念。构建中国涉东盟商贸纠纷解决机制的当务之急是完善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国的中国—东盟商贸纠纷解决机制及其配套措施,致力于构建一体化的中国—东盟商贸纠纷解决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