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治理的限度及其转型:治理现代化的视角

作为推动治理现代化的工具,技术治理的绩效在不同类型治理领域中存在较大差异。技术治理以信息量化、清晰预算和精细管理等工作机制,明显提升了行政体系在传统优势领域即小规模诊疗型治理中的能力。由于技术治理自身不能突破行政机构的内在缺陷,尤其是在行政体系传统弱势领域即大规模预防型治理事务中,并不能有效推进治理现代化。技术治理本身并不自带现代化属性,要推动治理现代化,必须抛弃技术治理自我合法化的谬误,并充分认识技术治理的内在缺陷和功能弱点。应当运用技术治理的手段,弥补行政科层制内在缺陷和功能弱势。技术治理的发展方向是寻求技术穿透社会的制度支撑,弥补政府治理缝隙,解决委托-代理难题,以及应对现代治理日益加剧的复杂性问题。     

基层社会治理的政治学论纲

十八大以来,鉴于中国经济发展背后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贫富分化、社会不和谐等问题,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又时不我待,因此,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就成为当今中国重要的政治议题。在政治学的研究框架下,结合当前中国具体的国情和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的现实需要,对基层社会治理的政治主体、政治客体、政治过程、政治结构和政治功能等方面进行学理的分析和探讨,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基层社会治理的政治主体是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多元主体;基层社会治理的政治客体是以基层社会公共事务为中心的综合治理;基层社会治理的政治过程是以人民群众美好生活为目标的政治整合;基层社会治理的政治结构是以柔性方式为运行逻辑的基层政权建设;基层社会治理的政治功能是以实现再组织化为目标的社会建设。与此同时,对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政治主体、政治客体、政治过程、政治结构和政治功能等可能存在的问题和应当注意的方面作了阐述。     

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作用机制——以集体行动的逻辑为分析框架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是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独特优势,需要在克服社区治理问题的过程中转化为治理效能。集体行动与社区治理在实践上的耦合意味着理论上的适用性,尽管相对剥夺感、公共物品的需求以及社会意义的建构都可以成为集体行动的原动力,但它们不能直接导致集体行动的产生,还需要贯穿始终的社会动员。理性选择理论深入分析了集体行动的困境,认为其出路在于有效的激励与强制,制度主义则认为互信互惠的制度规范才是破解之道,但是良好制度的产生和实施又受制于社会资本的运营。只有执政党有资格、有能力、有意愿在整合社会资源的过程中,推进社会资本的积累和增值,进而推动各项制度的建设和执行。当前,基层党组织以组织力为基础的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就是要创新社区动员的内容和方式,在运营社会资本的基础上激发集体行动,制定和执行各项有利于社区发展的制度和措施,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逻辑与路径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是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的主线,用西方治理理论来理解中国的基层社会治理难免错讹,"政党嵌入"理论分析不适用于中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是治理逻辑而不是政党(党建)逻辑。党建引领与基层治理是一种互动关系,既取得了很大成效,也存在一些问题与困境。随着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面对社会成员思想多元化的现实,"命令、灌输、统一"的传统党建工作方式越来越不适应。要以"大党建+基层治理"思路,引领和推动社会力量参与治理,努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基层治理不仅仅是简单地维护社会秩序,而是要把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贯彻到基层,是将党的领导和执政为民的理念融入到基层治理的全过程。为此,必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作用,党建引领的内容要向"功能引领"转变,创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机制和方式。     

美国制度霸权的变迁与中国的国际角色

在经贸领域,国际制度霸权是美国霸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随着国际形势与美国实力的变迁同步演化,经历了由盛及衰的四个阶段。二战后,美国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关贸总协定为中心,确立单极垄断的贸易治理模式。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国采用西方大国协调模式来延缓其制度霸权的衰落。冷战后,世贸组织成立并实现成员大扩容,多哈回合陷入困局,美国推动制度霸权升级,以区域性协定和新议题规则的拓展打造平行体系,形成"碎片式分治"模式。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治理失灵,美国制度霸权陷入困境,世贸组织进入南北对峙格局。当前,世贸组织改革已成为国际社会的首要共识。作为贸易大国,中国明确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定位,提出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新理念、新倡议与新方案,致力于维护多边贸易体系的稳定、公平与有序。多边贸易治理模式在短期内以"大国博弈""大国竞合"为主,中长期趋向"大国协调""南北共治""多边合作"。     

论建设高质量的服务型政府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代,迫切要求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调研发现,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就是高质量的服务型政府。实现服务型政府建设由中低水平兜底型向中高水平质量型转变,是新时代新发展的必然要求。文章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深入阐述了建设高质量服务型政府的必然性和紧迫性,概括了高质量服务型政府的科学内涵和主要特征,从制定高质量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战略、制定高质量服务型政府的标准体系、以法治手段刚性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加大政府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进一步扩大地方和基层的自主权、推进地方治理现代化、优质均衡地配置公共资源和加强高质量服务型政府的绩效评估八个方面提出了建设高质量服务型政府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