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干部互动与减贫绩效——来自“吕梁-太行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案例证据

精准扶贫政策带来了代理社会利益的本土干部和代理国家意志的派驻干部之间的深度互动。由于不同的政治委托-代理关系,本土村干部与外来派驻干部本身存在差异化的妥协空间函数。在政策强度一定的情况下,这两类基层干部之间的行为互动组合就会表现为差异性的治理模式,主要包括协商逻辑下的“合作”、控制逻辑下的“急躁”、俘获逻辑下的“拖延”和变通逻辑下的“摆平”这四种典型的治理形态。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反映了我国在多维贫困标准下所存在的减贫绩效差异,突出表现为贫困识别和政府补助发放上的偏差。来自田野案例比较和讨论则验证了这两类基层干部在不同政策强度下互动的治理模式以及与后续减贫政策绩效动态演化之间的因果联系。     

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与CPA审计监督治理职能强化

立足于CPA审计的监督治理职能,选取2015-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以会计信息质量的可靠性原则为切入点,检验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及其披露特征所产生的增量治理效果,研究发现：第一,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确保了长期内更为持续可靠的会计信息质量,提升公司盈余总额持续性,这一持续性是由应计盈余持续性贡献的。第二,在披露特征检验方面,披露程度越高或者越多事项涉及大额盈余操纵科目,公司盈余总额持续性和应计盈余持续性的提升幅度越明显。第三,关键审计事项在法制环境越良好、注册会计师越具行业专长时,对公司盈余总额持续性和应计盈余持续性的提升效果越明显,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关键审计事项强化CPA审计监督治理职能的作用机制。     

作为国家治理单元的社区——对城市社区建设运动过程中居民社区参与和社区认知的个案研究

本文分析了不同居民群体社区参与的具体过程,提出了4种参与类型:福利性参与、志愿性参与、娱乐性参与和权益性参与。通过对居民社区参与过程和社区认知的探讨,作者认为,社会转型和社区建设运动背景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是为了解决单位制解体后城市社会整合与社会控制问题的自上而下建构起来的国家治理单元,而不是一个可以促进公共领域形成或市民社会发育的地域社会生活共同体。     

营造“包容性空间”:国际化社区的治理策略研究

营造包容性空间,构建包容性社会,加快推进空间治理的现代化进程,是现代化治理的重要目标。基于江苏省南京市Q社区的空间营造案例,从社区空间营造策略的视角出发,剖析国际化社区如何营造包容性空间。研究发现,基层政府基于中国居民与外籍人士的空间服务需求,运用多元参与、互动协商、文化治理等软性手段,通过建设人与居住地、社会、自然相融合的表征的包容性空间,组织温度、服务与文化协同相融的包容性空间的实践,构筑开放、包容与共享的包容性空间的表征等方式营造包容性空间。在营造包容性空间的过程中,基层政府空间营造行动的关键策略是采用“分型管理、内育外引”的主体包容策略、“内外兼修、空间包容”的技术包容策略、“多元网格、协商自治”的制度包容策略及“制度共融、成果共享”的结果包容策略,其根本目标在于打造国际化社区的治理共同体。包容性空间的治理技术对优化基层政府的空间治理能力、提升居民的参与水平与再造国际化社区秩序有积极效应,但亦潜藏多主体协同失序、政社关系掣肘、族群关系区隔、文化不稳定及包容性制度偏差等失灵风险。因此,基层政府需厚植多主体合作的治理机制、经营包容性空间的“适度性”,以利于国际化社区善治目标的实现。     

融合型治理:县域城镇化何以助推基层治理有效

基层治理有效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目标,有赖于对基层社会和民众的多元化需求的及时回应与满足。当前,基层治理大多聚焦于治理资源的整合,而对于治理资源如何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过程和机理则关注不够,在实践层面也忽视了不同单元、类型和需求下基层治理的差异性和非均衡性。县域城镇化与基层治理在场域、过程和目标上具有耦合性,县域城镇化助推基层治理的关键在于,以要素整合为基础实现资源要素与治理需求有效对接,平衡治理场域内的供需关系,以实现治理资源向治理效能的转化。从供需关系的视角出发,重点关注治理资源向治理效能转化的过程与机制,构建“资源整合-供需平衡-治理有效”的融合型治理分析框架,探析县域城镇化助推基层治理有效的实践路径和运行逻辑。四川省邛崃市的实践表明,借助治理要素、治理单元、治理路径和治理效能的有机融合,融合型治理能推动“供需对接-供需适配-供需调节-供需平衡”的供需关系转换,力求实现基层均衡型善治,为县域内不同治理单元撬动城乡发展资源、促进城乡融合、助推基层治理提供支撑。为此,未来要进一步细化县域城镇化进程中基层单元的类型,挖掘基层治理资源与要素,拓展县域城镇化与基层治理的链接方式,不断推动县域城镇化与基层治理的契合和互促。     

内外审计监督合力对上市公司并购商誉泡沫的影响与机制

以A股上市公司2007-2020年数据为样本,在分析内外审计监督合力关系基础上,重点探究内外审计监督合力影响并购商誉泡沫的程度及其作用机制,以期有效抑制并购商誉泡沫。研究发现,并购商誉公司的内外审计监督存在合力效果,内外审计监督合力能显著抑制并购商誉泡沫,公司治理水平在内外审计监督合力抑制并购商誉泡沫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后发现,高盈利能力、高成长能力、高偿债能力公司的内外审计监督合力对并购商誉泡沫的抑制效应明显大于低盈利能力、低成长能力、低偿债能力公司,并购商誉公司存在审计资源错配现象。建议要通过完善合作和分工机制持续提升内外审计监督的合力效果;要充分利用内外审计监督合力去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和提升公司治理水平;要因企制宜扩大内外审计资源投入。     

道德行动体：人工智能新闻中的算法道德功能及其可能性

在人工智能新闻时代,智能算法深度嵌入新闻生产、分发和反馈环节,成为“人—机”互动中与人类主体相映照的非人类行动者,在人的知觉经验和行为实践上具有居间调解的道德意蕴。在对三种媒介技术观进行辨析的基础上,可以从道德行动体的界定标准、道德主体的可能性两个层面分析算法的道德行动体功能。在技术调解理论下,算法技术具有成为道德行动者的可行性,判断的标准是在“人—技术”关联的情境中考察其意向性和自主性。算法技术混合意向性和自主性构成其道德主体的必要条件,智能算法在目前算得上是一种功能型的道德行动体。智能算法的道德行动体功能及其可能性分析,对于未来人工智能新闻伦理治理理念和路径转型具有积极意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实践向度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涵丰富、意义重大,不仅是中国面向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而且在发展中国家发展史、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和人类社会进步史上都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其实践意义主要表现在：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开辟了科学社会主义世界发展新阶段,提供了科学社会主义践行新路径,拓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新空间;二是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可供选择的路径,中国推进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有效参考和有益借鉴;三是主张推动全球治理向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倡导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解决全球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面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环境党内法规的治理逻辑

建设面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法治化是必然要求,其中环境法治不可或缺。中国式的环境法治必然要重视党内法规的特殊法治和治理功能。可从着力发挥党内法规在环境法治中的特殊作用、统筹推进环境综合治理的规范功能、推动构建人类环境命运共同体的制度文明三方面,揭示出环境党内法规所秉持环境系统观、环境效能观、环境文明观的政理法理。环境党内法规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环境党内法规所承载上述治理逻辑的规范样态,不仅包括符合《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严格形式要件的狭义党内法规,也包括引领环境法治发展的环境政策、起到监督保障等作用的党内环境规范性文件。从环境党内法规的政治功能和规范效力来讲,将以决议、决定、意见、通知等为主要载体的环境政策视为广义的环境党内法规,符合新形势下环境党内法规体系构筑的核心要义。从目前党内法规体系的构成情况看,起到监督保障作用的党内环境规范性文件成为了主力军,但其数量庞杂又单线作战的实践困境使其亟需完善以形成治理合力。因此,应进一步探讨党的环境政策和党内环境规范性文件向狭义党内法规的有机转化,使狭义的环境党内法规成为环境党内法规体系的主体部分。广义视阈下的环境党内法规,在面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发挥着规范、治理与重塑的制度功能。环境党内法规通过将党的不成文的环境文明提炼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制度形态,从而使其获得长远的效能力和长期的执行力。环境党内法规通过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制度赋能,从而全面发挥其环境治理的政治效能、预防效能和发展效能。环境党内法规以党的领导为本质特征的政治结构为环境文明奠基、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本理念为环境文明铸魂、以党规国法共治为保障的外部制度为环境文明塑形,使其实质上具备了打造人类环境文明新形态的重塑功能。需要注意的是,完备的环境党内法规体系对上述功能的系统发挥尤为重要,因此,面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环境党内法规,还有待进一步体系化完善。     

以行政协同治理推动区域协同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推进机关事务标准化工作范例

随着区域协同发展政策战略地位的不断提高,区域协同研究正如火如荼,但现阶段学界尚有待阐明区域协同瓶颈之因并提出解决之法及相应的区域协同新机制。本研究试图聚焦于此,在理论层面梳理区域协同瓶颈产生机制与区域协同新机制,并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推进机关事务标准化工作进行案例分析与问卷调查,在实证层面检验本研究的两个理论框架。案例分析发现,以机关事务为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存在治理尺度差异,这与中央政策调控共同构成协同的内外动机,驱动成渝地区深化合作意愿,卷入区域协同;与此同时,地方保护主义现象在两地机关事务标准化协同工作中亦有所披露,并阻碍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协同发展。问卷调查数据进一步验证案例分析结果:推进协同地区加强行政治理协同、推进治理尺度统一具有紧要性,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推进标准化执行助推区域协同发展,标准化的行政治理协同增强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互信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消解行政壁垒和地方保护主义;此外,当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干部协同卷入的奖惩机制不完善,行政治理协同还需大力推进,两地协同仍有较强的地方本位意识。基于此,本研究认为,地方保护现象是长久以来中国实行区域分治所衍生的治理产物,消弭地方保护主义、强化区域一体化思维成为协同瓶颈破局之必然要求,而基于行政尺度视角出发的行政协同治理则可能通过为地区卷入协同建构与区域空间相适配的治理尺度,从而成为区域协同必然的路径选择。并且,协同是基于时间矢量上不断发展变换的过程,地方政府应当通过牢牢把握不同阶段中区域协同"动机—路径—目的"三核心元素以寻求合理的区域协同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