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股权对创始人控制权的影响研究——以小米集团与优刻得为例

小米集团和优刻得分别是我国香港和内地第一家以差异表决权完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公司。梳理两公司双重股权对创始人控制权的影响,可发现:两公司的商业模式均需要在初始阶段进行长期投入,创始人掌握控制权利于公司实施长期发展战略,投资者对创始人人力资本的认可使得创始人在持续募集股权资金的同时保持对公司的控制。创始人通过持有多倍表决权类股票实现以较低比例的持股获得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和特别决议的控制权,通过占有过半数董事席位获得董事会控制权。创始人控制也可能会导致创始人侵害其他股东利益的风险,可以通过增强信息披露、规范特别表决权的适用范围、完善股东权益保护的法规制度三个方面来降低这一风险。     

关于中国借鉴德国非法证据排除理论的思考

近代以来,国内学者一直探讨美国的"毒树之果"理论,阐述在我国是否应该建立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在近代的联邦德国,也有证据排除理论,称之为"证据禁止"理论。本文着重探讨联邦德国禁止使用的证据是否有"远距离的影响",即"毒树之果"是否应当排除,以期找到该理论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环境规制,企业演化与城市制造业生产率北大核心CSCDCSSCI

本文从企业演化的视角,以“十一五”期间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作为准自然实验,结合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2年〜2008年的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环境规制与城市制造业经济效率的因果关系.并进一步使用动态Olley-Pakes方法对城市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结构进行分解,剖析了环境规制的具体作用渠道.实证结果表明:相比于低减排指标城市,在排放总量控制计划实施后,高减排指标城市的制造业TFP平均提高8.8%.环境规制政策主要通过提升存活企业TFP和阻止低TFP企业进入的途径提升了生产率,但短期内也导致高TFP企业退出比例的上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本研究对促进地方政府厘清环境规制和城市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有效落实环境保护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实施效果考察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作为我国实现低碳发展的环境治理手段之一,能否兼顾环境治理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双重红利是考察其实施效果的关键所在。文章基于我国2000—2018年省级样本数据和2011年设立的碳交易试点,采用双重差分法综合考察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减排效应和产业升级效应。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实施具有较为显著的“双重红利”,即能够有效实现试点地区碳减排的“绿色红利”和产业升级的“蓝色红利”;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减排效应具有即时性和逐渐强化的典型特征,从长期来看,减排效应始终显著且保持不断提升,而其产业升级效应则存在时滞性,在短期内难以奏效;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具有显著的邻地溢出效应,在空间维度上对周边地区的碳减排和产业升级呈现阻碍效应。     

论马克思主义文明和谐观的理论方法

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明和谐观,有必要去伪存真,还理论以本来面目,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本质的考察所做的双向维度,从源头上把握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的最高和谐境界,从而建构起科学的文明和谐观念。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站在以科学实践观为核心的辩证唯物主义,或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高度上,才真正实现跨越传统决定论和非决定论的藩篱,并将两者辩证地统一起来,为其文明和谐观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唯物史观在考察文明演进的过程中,综合了社会历史观和主体价值观的双向视角,从而科学论证了人类文明的和谐走向不仅是纯粹的道德理想,还是历史现实自身的运动。唯物史观以文明的和谐程度为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并且首先表现为生产力与人的双重评价尺度的和谐统一。     

对“民工潮”回流现象的思考

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谈话”之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一方面,大量的外资进入沿海地区,“三来一补”的产业发展迅猛;另一方面,大量的人力资源也向沿海地区流动,其中既有高科技人才“孔雀东南飞”,也有来自内地各省（市）农村的“民工潮”,这些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成为我国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支柱。八年时间过去了,“老民工”在沿海地区已不多见,那些“老民工”去向如何呢？据一项统计资料表明：有80qc的民工返回原籍,而且多数已成为当地小城镇建设中的骨干力量和主力军。这种“民工潮”的回流现…     

正当防卫认定中的特殊问题

正当防卫是刑法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因此每个公民在面对不法侵害的时候都有权捍卫自己的权利不受侵犯。对于自招危险与无刑事责任能力人的攻击的正当防卫的适用,中外刑法理论上有各种不同的见解。     

宋明理学的双重任务与当代中国哲学的双重使命

宋明理学的发生发展,主要有两个层面的任务:抵制佛老之学;批评俗学霸术。前者已得到较多关注,这里重点讨论后者。二程、张载等在王安石变法后意识到以权谋霸术为核心的王安石新学对社会的影响比佛教更深远,他们的学说对此有所应对。不过,这种应对并不是应急性、战术性的,而是战略性、哲学反思性的,即认为正己才可正物,良好的政治须从育人开始。这种通过教育提升权力中的人而非制约权力本身的做法在王朝稳定时期曾起积极作用,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少。当代中国哲学也承担了双重使命,宜吸收理学经验教训,在现代化与反思现代性方面走得更稳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