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期房怎样避风险

2003年12月9日下午,从河南到南京打工的柏章燕趁下雨街上行人稀少,打劫一名背着包的少女。受惊的少女一边摆脱柏章燕的拉扯,一边高呼救命。纠缠中少女乘机拔腿就跑,柏伸手强行拉断少女背包,狼狈返回住处时,发现背包里现金只有一枚1角钱的硬币。被劫少女当天就向警方报了案。警方迅速出动排查,将柏章燕抓获归案。2004年2月4日,南京市溧水县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判处柏章燕有期徒刑6年,处罚金1000元。由于抢劫犯罪多采用暴力,因而这一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极大。按照刑法规定,抢劫罪应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如果有入户抢劫、多次抢…     

金融犯罪的新型认知模式初探——以危害金融安全为视角

金融犯罪是指违反金融法规，实施了破坏金融秩序、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金融犯罪的范围一直存在争议；危害金融安全的犯罪是指在金融活动或相关活动中，违反金融法规，危害金融安全，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它与金融犯罪存在着相同与区别之处。“危害金融安全犯罪”的概念更重要的是具有观念上的意义，期望能够得到新的启示。     

犯罪及其控制的经济分析

犯罪既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问题。犯罪人犯罪需要投入一定的资源，国家和社会控制犯罪更是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犯罪人的犯罪成本与国家、社会的犯罪控制成本以及二者之间呈动态平衡关系。摆正这些关系，才能为如何有效地进行犯罪控制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一个应当得到充分运用的法律武器──关于“补充规定”第11条第1款的思考

《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的第１１条第１款所规定的“拒不说明巨额财产来源罪”，不是经济犯罪，而是不作为犯罪，即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出合法收入，差额巨大，不能说明或拒不说明其来源，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此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侵害的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与威信。从证据方面看，因我国刑事诉讼法实行无罪推定原则，被告人不负有举证责任。     

富豪缘何死于“非命”

黄泉路上无穷富。近几年来,死于非命的富豪们一个个抛下万贯家产,撒手人寰,留给人们的除了惋惜,还有警示。     

人格障碍的悲剧：古怪博士生血刃女友

邂逅情缘余味苦涩2002年7月的一天,穆伟平与田颖在火车上邂逅相识,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两人很快就坠入爱河。田颖不仅开朗、活泼,而且外表出众、气质不凡。所以,穆伟平非常爱她。每当别人羡慕他找了一个才貌双全的女朋友时,他都会从心中升起一股自豪感,但因为田颖     

从抒情到反思--孙犁创作美学分析

本文对孙犁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进行审美解读,对其审美风格的变化进行界定,认为孙犁创作在美学追求上表现出由早期唯美浪漫主义风格向后期精粹现实主义风格转变的特征。基于风格改变的事实,探求转变的深层因素,认为其审美风格的转变是由作家精神气质的变化决定的,从影响其精神气质的三个主要因素:个人生活境遇、社会历史氛围、文化积累,阐述其精神人格的构成变化,影响和决定了孙犁审美风格的转变。     

双重赋能：社区居委会治理转型路径研究——基于X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实践的分析

在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下,基层社区治理成为治理的重心,而社区居委会作为联结政府与居民的纽带和桥梁肩负重要的历史使命。如何发挥基层社区自治组织的引领、服务和纽带功能,不仅需要政府部门的放权赋能,更需要支持性、平台型组织赋予基层社区居委会现代的社会自治能力。调研中发现,由社区居委会派生的X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的实践呈现了居委会治理转型的路径探索,体现出政府部门和社会专业力量的双重赋能。一方面政府部门给予其行政合法性、项目扶持与资金支持、标准化建设以及身份话语权的支持;另一方面外部的支持型社会组织提供专业能力的培育和资源链接,而其自身在地化的本土性社会资本形成天然的禀赋。社区居委会在治理转型中应当立足于搭建社区居民的再组织化和信息服务平台,联结社区治理场域的多元主体,合理利用“行政性”资源和“社会性”力量,发挥其在基层社区治理中的核心作用。     

粮食安全背景下政府与农户间关于粮食生产激励监督机制研究

在国家粮食安全背景下,深入分析粮食生产过程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户三方的博弈与利益诉求,基于双重委托代理理论,构建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农户之间双重激励监督模型并对模型结果进行分析,同时,对从经济水平和粮食贡献两个维度划分的四种情景下的中央政府效用进行仿真。最后分别从关于提高农户种粮的积极性、粮食主产区的激励、减弱地方政府与农户的合谋、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考核监督等四个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对未成年人保护法律实施问题的再思考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在立法表达上适时地补足了法律规定的短板,回应了时代需求,但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着各利益攸关方对共同问题的认知和反思不足、缺乏周期性评估和体系的再评估制度构建、“不确定性”导致激励不足、未成年人差异化特征难以类别化应对等问题。应回应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求,建立有利于各方主体积极参与的合作治理机制,通过循环反馈、动态调整的学习过程,建设基于共识的评估激励机制和基于多元治理网络的动态学习机制,协调各主体的合作行为,以破解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与犯罪预防多元治理实施等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