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义组合中的功能指向与概念指向

功能义素与概念义素的有向性以及语义组合中的不同作用造成了语义组合中语义指向的复杂性。与功能义素相关的语义指向称为功能指向,与概念义素相关的语义指向称为概念指向。最基本的功能指向称为功能元指向,最基本的概念指向称为概念元指向,它们是各种复杂语义指向的参照。受语用因素的影响,功能指向与概念指向相互之间以及与元指向之间会产生正指、反指等多种情况。     

藏族传统社会天葬习俗的缘由辨析

在藏族传统社会,丧葬的形式有多种,有天葬、火葬、土葬、水葬、塔葬、楼葬、崖葬等等.由于生存环境的不同,人们对葬仪的选择亦各有差异.从藏族传统社会葬俗的历史流变中可以发现,葬俗的演变与社会进步、不同宗教之间的相互斗争与相互影响以及特殊的自然生活环境等多重因素有关.人们对天葬的选择与对土葬的选择一样,只是对一种适合自己民族生存方式的丧葬形式的选择,这种选择可能正好契合了某种教义的精神,但并非直接出于宗教伦理的考虑.     

南传上座部佛教与傣族的村社生活——西双版纳勐腊县勐仑镇城子村的田野个案

南传上座部佛教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同时也是一种制度,其在傣族地区的传承和发展需要融入当地的社会,并将傣族村社的生产和生活的主题内容纳入到其神圣秩序的建构之中,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信仰及其宗教制度已发展成为僚族村寨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并渗透于傣族村社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     

以赛亚·伯林的"现代性"

从价值多元论和反启蒙立场出发,以赛亚·伯林拒斥现代性.在他看来,启蒙的理性主义一元论必然导致吊诡的现代性:一种经由理性思考的现代性构想只有依靠非理性的方式才能实现.然而,作为自由主义思想家,以赛亚·伯林并不否认启蒙的影响.他承认启蒙之后,人类必然要脱离传统社会而进入一个"新时代".自发性、多元性是这个"新时代"最基本的"现代性"特征.     

破解贪污案件反侦查行为的对策

贪污犯罪中的反侦查行为给检察机关查处贪贿案件带来极大困难,导致犯罪数增加.又必须根据反侦查行为的实施时间,认真研究立案前和立案后反侦查行为的不同特点,并据此提出相应的破解对策,前者主要靠侦查过程中对反侦查行为的识破和认定;后者则需要在提高固定和运用证据能力、提高侦查工作科技含量以及提高对反侦查行为的预测能力上下功夫.     

发乎善恶受之福祸——《三世因果经》研究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自汉代正式传入中国,自此深深的影响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认知观等.而基于业力论和因果报应的佛教的思想体系,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春秋战国百家哲学的不足.<三世因果经>产生于民国时期,是一部民间经书,主要提倡因果报应、鼓励行善积福.文章在大量文献考证的基础上,对比前人研究情况,主要综述了其产生背景、版本情况、语言特点研究价值等,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体现的.     

走向创造的佛—耶神学

未来的信仰间对话是否应转向信仰间神学的方向尚存争议。信仰间神学尝试把不同的信仰见解整合起来,寻求诸信仰最终的兼容性。根据W.C.史密斯的理解,诸宗教之间的冲突能够且也应该被视为一种“综合的邀请”。进行宗教间对话是宗教间神学发展的需要。佛教对神圣创造者的否定和基督教对神圣创造者信仰的肯定表明,从解释学上看,尽管佛教和基督教具有明显的不兼容性,但两者在世界起源问题上的猜想具有共同的关注点和目的。     

李提摩太对大乘佛教的回应:从后殖民对东方学的批判着眼

虽然李提摩太对大乘佛教的诠释受到他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影响,甚至是受到传教使命驱使,但他的进路迥然不同于具殖民色彩的东方学,并且在动机和态度上颇为符合大乘佛教的精神。他在翻译佛典的过程中,没有强调东西方宗教观念之间的差异,反而突出它们的相通之处,希望以此作为基督教与佛教建立合作或友谊的共同基础,而不是使佛教徒皈依基督教。基于他的著述,可以发现他实际上实践了一种后殖民的批评,与殖民势力是对抗的。他的终极目的是全人类的解放,但进路与心态截然不同于那种解救东方人的殖民主义式思维,因为他从来不曾假设西方文明更为高等。就萨义德对东方学或东方主义的批判来说,李提摩太对大乘佛教的响应可以说是一个例外,甚至是反例。     

一个早期的世界网络:欧亚宗教

横亘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的宗教在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200年间得到了创造性的蓬勃发展,这一时期的思想、艺术、实践得以集中共享。由于历史原因,存在于西方文化长廊末端的基督教与东方佛教之间的联系在大约5-15世纪间开始大量减少,15世纪以后,这种关系进入了重建期。基督教和佛教这两种彼此“分离”的宗教看起来十分不同。尽管每种宗教都有其自身的历史,但就其本质而言,诸宗教之间则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关联。信仰间的对话不是必须的,但欧亚宗教最好被视为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在这个网络里,制度化的“宗教”是这个复杂网络的服务器。宗教的“象征符号”可被视为某种类似于DNA解码序列的东西。     

义和团的神灵观

义和团所请神灵多来自传统戏文小说,此种选神方法的便捷之处在于戏曲是舞台艺术,具有可感性,戏中英雄为团众提供了直观模拟的对象。义和团崇拜的戏曲人物有四种系列,分为正统神灵和反叛神灵两大类。关羽、岳飞、杨家将等皆属正神系列,而武松、孙悟空、猪八戒等则分别为世俗和神怪反叛式神灵。这些神灵不仅本领非凡,而且富有动感,能直接触及团民的日常生活志趣。团众选神是严酷形势和紧急情况下的行为,因此,其所选择的神灵有人数众多、来路驳杂的特征,但是,此类神灵的反智特性、好战禀赋以及冤屈遭遇,局部意义上反叛了清朝官方和士绅集团拥戴的正神系列,但依然有与正统神灵系列重叠之处。团众选神是时代风云际会促生的产物,反映了晚清至高权力松动状态下意识形态的摇摆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