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一部知识分子的悲剧史

《儒林外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是特定历史时期我们民族的精神史。书中所表现的周进、范进、马二先生等知识分子的个人命运，实际上是当时知识分子共同的悲剧命运。他们灵魂受害颇深，甚至到了麻木和不觉醒的程度。科举制度甚至使好端端的青年蜕化变质，令人怵目惊心。作者刻划的某些理想人物，缺乏生活基础，显得苍白、无力，这主要是缺少适合其生长的土壤。     

杰出学问家何满子——读《何满子学术论文集》

何满子不仅学养深厚、治学严谨,而且禀持良知而履行着社会批判职责。其最有力度的社会批判,是就我国当代文艺史上的理论、事件所做的辨析,其中涉及的都是重大而敏感的问题。比如,伸张文学的自由精神,为文学的独立性所做论证,揭露实用主义政治尤其是权力政治对文学的摧残等等。     

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理论架构的力作——读《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白润生教授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一书于2008年4月由民族出版社出版,本书对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包括报刊、广播、电视、网络、新闻教育与研究、新闻工作者队伍建设等方面的兴起、发展和繁荣的历史,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记录,同时还深入浅出地阐明蕴含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中的发展规律,对于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历史、     

谁开创了贝叶斯学派？——对拉普拉斯1774年一篇文章的回顾

1764年,贝叶斯的遗作《机遇理论中一个问题的解》，是当今统计学界贝叶斯学派的开山之作，然而直到20世纪，贝叶斯的文章却并未对后世贝叶斯学派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事实上，真正促使贝叶斯的思想在科学界得到广泛传播的关键人物是大科学家拉普拉斯。1774年，拉普拉斯发表的关于贝叶斯理论的里程碑式的文章，使现代读者充分认识到拉普拉斯对贝叶斯学派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并从拉普拉斯的思想中获得了有益的新知。     

聚宝盆里的人类遗产

四川历来是富庶悠闲、别有洞天的旅游佳境，被古人誉为“优游天府”。“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于公元669年5月“自长安观景物于蜀”。写下了“入蜀纪游诗三十首”，这是目前我们所知的巴蜀旅游史上以旅游为目的地、个人旅游的最早记录。在他之后，诗圣杜甫入蜀，带着中原人的文化眼光，忽然感到蜀中是山川习俗迥异的“别一世界”。直至19世纪末，法国人古德尔盂入蜀，还写下了这样的观感：“入四川更惊其人工生产：入其野，桑麻遍野，井井有条，其农之勤可知。入其市，人工制造的物品，陈列满场，且发运他省者相望于道。此等绝妙未经开辟的舞台，如加点缀，即可成为一东方的巴黎。”     

超越？乏力!——从《兄弟》看余华创作的主观意图和客观效果的悖反

2005年余华推出了所谓＂十年磨一剑＂的作品《兄弟》。《兄弟》折射出余华超越以往的决心和宏大叙事的野心,但是作品产生的阅读效果却与余华的初衷大相径庭。本文从余华试图超越但创作乏力两方面分析两者产生悖反的原因。     

被误读的“后朦胧诗”群体——对“后朦胧诗”的重新认识

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后矇胧诗"群,是中国当代文坛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由于"后朦胧诗"群的驳杂与庞大,学术界对这一诗群的认识始终停留在有限的、在当时由于发表鲜明"反叛"宣言的那几个派别上面,从而忽略了这个庞大群体的多元性,结果造成了历史性的误读。这一误读主要表现在把整个"后朦胧诗"群看作是一个反文化、反传统的诗歌群体和对它们语言革新的不认可。     

论《史记》的情感魅力

本文着重分析讨论了《史记》中所蕴涵的情感魅力的具体表现及其生成原因,认为在《史记》一书中,无论是司马迁直接的议论抒情,还是他所使用的多种艺术表现手法,都鲜明地体现了一种强烈的情感色彩。而《史记》这种强烈的情感色彩,既与司马迁对史学创作中情感作用的理性认识有关,也与他确立的著史目的有关。     

对反现代化思潮的反思

本文对反现代化思潮的一般特征进行了概括 ,在指出了该思潮局限性的基础上 ,重点阐述了其存在价值和现实意义     

白话文学观反思

白话文学革命是中国文学及理论产生重大转折的标志。白话文学观是中国现代的新文学攻向封建旧文学壁垒的一个突破口 ,其理论内蕴应从语言形式的革命、白话文学与内容之关联、白话文学观的历史内涵这几个有机联系的方面进行整体的认识和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