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成章的民族主义与江浙辛亥革命

陶成章的民族主义具有二重性：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反对满族贵族推行的种族压迫。但在江浙地区革命实践中是以反对种族的压迫掩盖了反帝运动，并且往往以反满兴汉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对江浙地区的辛亥革命带来了双重性影响。     

仪式的实践理性与文化理性--对瓯镇寿礼仪式的人类学考察

实践理性和文化理性是仪式研究中并行不悖的两种逻辑,它们随着地域背景和社会背景的移转而呈现差异的格局.在物化的年代,仪式被物质和功利淹没的时候,人类学更不能忽视或轻视仪式的自然表达、野性思维和象征意义,更不能将文化放在二级关怀的地位.只有将实践理性和文化理性纳入并行的轨道,才有足够的资格去解读仪式、解读文化.     

指导性案例的实践功能与角色定位

我国指导性案例的效力经历的是由柔性到刚性转变的渐进过程,但人们却并未就其规制司法裁判的约束效力取得相同的理解和一致的认可。对此,人们可以制定出多种关于案例指导制度实践功能的描述性设计和规划,每种设想都有与之相对应的效力定位。但作为非正式的法律渊源,指导性案例的最终归宿必定是回应当下的司法现实,只有将其映射到社会生活当中,才能真正探究其制度运作的实践功能所在。其实,指导性案例的角色定位不当反映出理性与权威之间存在的悖论,与其将指导性案例的裁判理由和裁判要旨强加于人,不如充分发挥其理性说服的意蕴和效用,力求引导人们就诸多问题达成共识。     

从“纯爱”到“穿越”--网络言情小说模式的演变

随着港台言情小说的盛行以及市民社会的兴起,被新文学压抑近半个世纪的言情小说在上世纪末闪亮登场,并在网络时代重新繁荣。在中国言情小说史上,琼瑶模式曾引领了言情市场很多年。网络言情小说似乎也延续着琼瑶模式,经历了一个从“纯爱”到“穿越”、从灰姑娘到玛丽苏的阶段,随后又出现了反琼瑶、反纯情等多元化现象。网络时代实现了言情小说模式的转型。     

解放政治:现代性政治范式的一维——吉登斯解放政治批判思想述评

现代性是吉登斯思想体系的重要研究议题,而解放政治又是吉登斯现代性思想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它与生活政治一起构成了现代性政治范式中两个相关联的维度。本文探讨了吉登斯的解放政治思想,在阐释解放政治的思想来源、概念蕴涵的基础上,重点论述了吉登斯关于解放政治的批判,包括解放政治所隐含的"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和功利主义的价值态度"、解放政治的不彻底性、解放政治在道德和情感领域的失效、解放政治自身的"悖论"、解放政治所致使的问题域,并对这一思想进行了简要评议。     

基于国家公权力的公平与共享的管理哲学

从管理哲学的视野看:西方依靠国家政权、市民社会、宗教维持来保证社会的均衡,这是公共理性的展示;东方国家依靠中央集权、政教合一来维持臣民的统治状态,国家权力独大,缺少个人与私企空间,这是传统管理的彰显;西方以社会、个人为本位,东方以国家、集体为本位。公权力既需要准确的法律的职能定位,也需要科学的制度的制约与公开、公正、透明的全社会的监督。公权力针对的是社会、每个公民,否则会自噬其身。公共理性:划定边界、限制权力,强调义务、正义与共同参与,以实现服务与共享。     

自然的道德化——康德对自然与自由的沟通

为了沟通自然和自由的鸿沟,使至善在自然中具有实现的可能性,康德凸显了人的情感的作用,并把《纯粹理性批判》中理性对知性的系统统一性原则赋予了反思判断力。在人的情感中,康德为合目的性的先天原则找到了来源,目的性原则在批判哲学中有了独特的位置。康德以艺术的概念连接审美判断和目的判断,解决了目的论运用于自然的合法性问题,从而说明:我们是以艺术的眼光看待自然,自然具有实现至善的可能性,其终极目的是至善,我们需要一个上帝。     

文化工业及其现代性根源——从“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说起

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合作出版了《启蒙辩证法》,对现代理性及其启蒙作了深刻反思和否定性批判。阿多诺在第二章"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中,对文化工业作了详尽分析。文化工业即是在文化领域采取工业化的组织形式,具体表现出标准化、技术化、商品化的特征,并进而具有意识形态的教化功能。自我意识的觉醒和主体性原则的确立是文化工业产生及发展的现代性根源。     

文化治理的基础与形态

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批判与文化批判理论,隐含着一个文化研究领域的"法兰克福命题",即媒介对文化单向控制,成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合法化的工具。但是,在媒介技术不断变革的现实图景中,文化传递与信息方式的变化动摇了媒介控制的基础,使文化治理成为可能。文化治理的任务在于构建资本逻辑、政治逻辑与文化逻辑的共识机制,克服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侵蚀,实现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相向共生,以合目的价值与工具价值为一体的价值取向和实践机制回应"法兰克福命题"。     

中国集体林权制度变迁及其内在经济动因分析

随着我国宏观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推进集体林权配套改革成为社会对集体林权改革的共识。因此,加强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变迁的研究,对于明确集体林权配套改革方向、深化社会宏观经济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根据不同历史时期集体林权制度对于产权主体的不同界定,将集体林权制度变迁的历程划分为4个阶段,并运用经济学的生产与消费、博弈论、制度经济学等理论对4个阶段的经济动因做了系统分析。结果表明：历次集体林权制度变迁的方向是与国家当时经济社会环境紧密相关的,历次集体林权制度变迁实质均是国家基于宏观经济最优化目标下的制度安排,与在此安排下农民作出的微观理性选择的结合,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成功实施均是宏观制度安排与微观理性选择相一致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