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行政执法体系的权责配置与监管能效——理论分析和中国的经验叙事(2008—2022)

2008年到2021年，中国反垄断行政执法模式经历了从初设、重组到再构的三次重大变革，这些变革的频率和幅度在全球范围内都十分罕见。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权责配置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它对执法机构的资源、行为和监管效能有着直接的影响。本文首先使用制度变迁和机制设计理论的基本逻辑，建立了一个从立法模式、权责配置、执法者行为到监管效能的分析框架，比较了多元和一元化两种权责配置方式的优劣势；其次，以中国反垄断行政执法体系的设立和变革为考察对象，观察和总结权责配置和执法效能的内在关系，论证了理论范式的合理性；最后，结合理论和经验研究的发现，围绕如何完善国家反垄断局的权责范围、执法体系和制衡机制等实际问题，提出了具体的主张和建议。     

专利产品平行进口规制措施研究

平行进口问题,自《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以下简称TRIPS协定）对此持回避态度以来,学界对该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平行进口合法与否的角度,有＂权利用尽理论＂、＂进口权理论＂、＂地域权理论＂、＂默示许可理论＂等众多理论。在平行进口合法性相关理论建树已蔚然大观的情况下,我们应将关注点转移到如何具体规制平行进口的措施设计上。在现有理论的基础上,笔者对于如何具体规制专利产品平行进口问题提出了一些完善意见。     

转轨经济视阙下证券投资者保护机制研究——基于广东的数据分析

国际证监会组织把保护投资者列为证券监管三大目标之一。如何在新的市场条件下创新各种机制、完善法律法规,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成为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关键。目前我国对投资者的立法保护、监管执法保护、市场自律保护机制均不完善,投资者自我保护意识不强,应加快投资者保护立法,健全投资者保护组织体系,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和信息披露监管,提高证券执法效率和媒体监督力度,完善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加强投资者教育和服务,以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投资者"保护网"。     

项目制、常规制与混合制:对政府购买服务中横向部门差异的分析

项目制的理论认为项目制有利于加强条线控制,因此上级政府愿意采用项目制。但是,政府购买服务的项目化运作却出现横向部门差异:有的政府部门热衷于项目制;有的政府部门不愿意采用项目制,而是采用常规制;另有一些部门综合运用项目制和常规制,形成混合制。从剩余责任的角度来看,在项目制的实施过程中,作为项目发包方的上级政府虽然压缩了项目承接者的剩余控制权,却仍需承担剩余责任。政府购买服务制度的不完善使得上级政府需要承担很大的剩余责任,此时,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的信任程度成为影响政府发包的关键因素:高度信任推动项目制,中度信任导致混合制,低度信任出现常规制。     

制约发展方式转变的深层矛盾及影响路径

制约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深层矛盾主要包括资源和要素价格扭曲、社会性规制不到位、基本保障和公共服务不完善以及国有企业现行制度安排存在缺陷等。这些矛盾与其所导致的经济发展方式问题相互缠绕、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推进经济发展方式实质性转变，需要准确把握这些深层次体制性根源，深刻分析其影响经济发展方式的路径，找到关键环节，进行重点突破。     

行走在竞争和规制之间的德国能源经济改革

传统自然垄断行业的市场化改革,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其实践探索、理论发展和制度建设至今仍处于高度活跃和快速演变之中。德国能源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演变发展是传统垄断行业市场化改革的典型案例。从"区域垄断取代竞争"到"通过去规制化引入竞争"再到"通过规制实现竞争"的改革进程,以及是否应"向一般竞争法过渡"的疑惑,揭示出垄断行业改革的本质和难题是在监管模式设计中竞争监管与行业规制的不同比例、不同程度的调配与整合。对于和管网紧密联系的公用事业来说,单纯依靠"去规制化"下的事后竞争监管无法实现真正的竞争,需要建立新型的行业规制理念和模式,通过规制为市场竞争创造条件。竞争监管和行业规制之间的比例关系受制于特定行业的市场结构和竞争状况及其变化发展。应当适时适度调整两者的比例关系,避免规制模式的僵化。     

论反垄断私人诉讼中原告资格的扩张——基于域外经验的法律借鉴

反垄断私人诉讼的原告资格问题,关乎哪些市场主体能够拥有法律所规定的起诉权问题,它是私人受害者提起反垄断民事诉讼的法律前提。由垄断引起的经济损害通常会通过市场的连锁反应产生包括消费者、竞争对手、供货商和互补品市场的相关企业等大量的受害者。因此,任何垄断违法行为与通常的毁约行为或传统的民事侵权行为相比会造成更大范围内的潜在起诉人。所以,确定私人主体的原告资格,是反垄断法面临的一个难题。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对原告起诉资格的标准过于严格,导致垄断纠纷的受害者得不到有效的司法救济。原告资格问题掌控着进入民事诉讼的闸门,是构建反垄断私人诉讼程序的关键。因此,参鉴域外相关法律制度,构建我国反垄断私人诉讼原告资格,以赋予消费者和经营者程序当事人之地位,使之享有独立而充分的诉权,是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维护经济社会和谐之要旨。     

探寻非法集资的合理规制渠道——以民间借贷法律规制为视角

文中以民间借贷法律规制为视角，通过分析现行法律对民间借贷的规制方式的不合理，结合非法集资的法律特征，分析合法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之间的界限，提出在民间借贷合法化趋势下对非法集资的立法建议，从而达到在有效规制现有集资渠道的同时找到合理方式建立非法集资与民间借贷的平衡点之目的，使法律在最大程度上保护各方的合法权益。     

财政分权和环境规制促进了中国绿色技术创新吗？

基于我国2003-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测算财政分权水平和财政分权效率,结合两阶段关联网络DEA测算绿色创新效率、绿色技术研发效率、绿色技术成果转化效率。结合理论模型与实证模型,分析了财政分权、环境规制对我国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财政分权水平、财政分权效率和环境规制都是推动我国绿色创新发展的积极因素,财政分权还通过影响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积极间接影响;但也导致了地方政府不注重绿色研发的短视行为。从不同时段看,财政分权和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影响发生了变化,一是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财政分权加大了经济刺激政策对绿色创新发展的挤出效应,但这在新时代以后得到缓解;二是2013年以后地方环境规制水平提升过快,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不利于绿色创新。从发展处于不同分位的地区看,财政分权对高、低分位地区绿色创新发展支持都稍显不足,但提高财政分权效率则能显著带动高分位地区发展;环境规制只在高分位地区促进了绿色创新发展,但对绿色创新效率较低的地区而言,过高的环境规制并没有实际意义。     

产业结构升级对区域生态效率影响的实证

文章利用2005—2016年中国30个省的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SBM模型测度区域生态效率并分析了其时空变化趋势;进一步构建SYS-GMM动态面板模型研究产业结构升级对生态效率影响的作用机理。结果显示:在空间分布上,中国区域生态效率总体呈现“东高西低”的格局;在时间变化上,中国区域生态效率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产业结构升级显著促进了区域生态效率的提高。从异质性上看,产业结构升级与环境规制的相互作用,更有利于生态效率促进作用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