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时代平台劳动者主体性危机及法律应对

算法时代的劳动形态多样,平台与平台劳动者之间的法律关系中技术属性增强,导致平台劳动者出现主体性危机。算法时代平台劳动的风险具有技术导向性,其中的主体利益多元化,并且平台权力通过技术权力转化而形成。技术理性消解了平台劳动者的主体性,平台的劳动管理与技术优势导致劳动者迫于技术权力而隶属于平台;平台劳动者的劳动价值以数字化的方式被衡量和计算,使其从社会人属性向数字人属性转换。算法时代平台劳动者主体性危机的法律规制,需要重塑平台劳动中算法规制的价值立场,确立平台劳动算法规制中的法律责任,通过平台劳动中算法权力的监察机制,保障平台劳动者权益的法律救济。     

智能合约的风险研判与法律规制——以智能合约运行机制为视角

以区块链为底层技术的智能合约具有去中心化、自动履行、不可篡改等优势。智能合约在生成前存在算法安全隐患、程序代码漏洞、私钥应用等风险,在发布中存在代码瑕疵、智能合约僵硬性等局限,在履行后相关法律主体可能会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经济法责任与刑事责任。完善我国智能合约风险防范法律前沿设计,应当统摄法学和技术科学视角,借鉴他国智能合约有益立法经验,建构涵盖事前预防、事中监管、事后救济的立体式、多维度、深层次法律规制体系。具体而言,智能合约事前预防机制包括完善智能合约立法,设置监管沙盒制度、私钥保护制度、行政前置审查、混合协议等。事中监管机制包括增加应用程序接口、政府监管接口、“矿工”多数决决议投票等。事后救济机制包括实行软件更新制度、扩大预言机适用范围、建立违约金或定金自动划拨机制、强化公力救济等。     

大数据杀熟定价算法的法律规制

大数据杀熟现象的出现,导致平等权的侵害、价格合谋的产生以及市场秩序的破坏。究其本质,乃是数字鸿沟、算法的不透明性以及算法权力的异化所导致的定价算法治理问题。为了解决科技发展与社会秩序之间的矛盾,通过对欧盟、美国的规制经验进行研究,并结合中国的现实困境与立法现状,建议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四个层面来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相关立法,设立算法审查委员会,构建算法侵权责任体系,增强企业与用户的法治意识,从而实现大数据杀熟定价算法的多元化治理。     

金融借款合同中利息的司法规制

金融借款合同与民间借贷合同存在主体、受管制程度等方面的区别,且前者更重合同双方而非借款人一方的利益,委托借款合同不属于金融借款合同。对金融借款合同的利息规制既要考虑到对意思自治、公平原则的维护,也要考虑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需要。在利息管制方式上,应重视利息总量的控制,而非对利息构成进行调整。具体体现为金融借款合同中可以在利息总量下就罚息计收复利,该利息总量上限仍应参照民间借贷的规定加以确定。     

论生成式大语言模型应用的安全性——以ChatGPT为例

以ChatGPT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的崛起,标志着人类向着通用人工智能迈出了巨大的一步,给人类带来更多的便利,但也将引发一些潜在风险。2023年4月11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研究者应对ChatGPT等人工智能语言模型进行负责任的创新,即在创新的同时对模型可能带来的风险具有前瞻性和更加深入的了解。针对ChatGPT存在的缺陷,我们要仔细考量大语言模型应用可能给人类带来的安全性问题,从使用者、研究者、监督者三个角度分析降低ChatGPT造成危害的可能对策,并给出法律规制建议,从而促进更公平、更负责的大语言模型的发展。     

环境分权、海洋环境规制与海洋环境污染

文章基于固定效应模型与门槛回归模型,实证考察了环境分权、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发现：（1）海洋环境管理事务权力的下放不利于海洋环境治理,将导致地方政府间“逐底竞争”,产生“绿色悖论”效应。（2）海洋环境规制能够有效减少海洋环境污染,但在环境分权的影响下,海洋环境规制的治污效果会被弱化。（3）当以环境分权为门槛变量时,海洋环境规制对于海洋环境污染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单一门槛效应。当环境分权水平超过0.0605时,海洋环境规制的治污效果将被显著削弱。为促进海洋环境良性发展,应适当增加中央政府对于海洋环境治理的权力,推进环保垂直管理改革,健全垂直型环境规制治理体系,因地制宜地设计环境分权策略。     

以审判为中心视域下搜查制度完善研究

司法实践中,搜查作为一项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人身以及财产权利造成侵害的侦查措施,无论在搜查证的申请与批准,还是在搜查的执行等方面均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当下我国正在推行的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对搜查制度也提出了要求.文章认为我国搜查制度应当从明确搜查证的申请程序、增加搜查证的例外情形、对搜查的执行予以规制等方面进行完善.     

环境规制促进了绿色创新能力吗?——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国泰安数据库和中国专利数据库的合并数据,以《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实施方案》(以下简称“节能低碳”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实证分析了“节能低碳”政策带来的环境规制效应对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节能低碳”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排他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检验表明,“节能低碳”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其中对东部和中部地区、技术密集型行业、大型企业和成熟期企业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而该效应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没有显著差异。本研究还发现,“节能低碳”政策引致的创新补偿效应大于遵循成本效应,据此从环境规制视角解释了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提升的事实与机制。本文的研究为如何合理利用环境政策推进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