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现代转型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现代转型,大体始于清末的“小说界革命”,而完成于五四“文学革命”。这一转型于“小说界革命”期间启行的直接推动力有二,一是小说被用作梁启超倡导的“新民”之工具,其他文体因素的大举向小说渗透;二是西洋小说翻译由林纾首开风气,新的小说表现技法的用于中国小说。这一转型在五四时期最终完成,时代条件之外,则在于“文学革命”突破了“小说界革命’的两个基本局限：一是纠正了文学的唯功利倾向,既赋予文学以启蒙使命,又充分重视文学自身价值,重视形式变革的重要性;二是抛弃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保守框架,而向西方文学全面认同,在内容、形式兼取的同时,着重学习西方的现代思潮和现代思维方式。     

诗意的批判--论萧红小说的反讽叙事

反讽叙事在萧红的小说中是进行国民性批判的主要叙事策略,这种对反讽的自觉运用使作者以一种更具审美性的方式含蓄而诗意地表现国民性批判的意图,同时也是萧红小说语言诗化特点形成的原因之一。反讽机制的运用使萧红的小说叙事实现了对现实世界和人性世界的深层揭示和哲学反思。     

儿童视角的叙事学意义

儿童视角是儿童发现以后被作家们所亲睐的一种叙事策略 ,它的出现而构成的叙事学意义是多重的 :直接参与了对传统的全知叙事视角的变革 ;形成了活泼天真的叙述者及独特的文本内容、单纯稚嫩清新的叙事口吻、冷静客观的叙事态度以及复调的结构特征等等     

中国南方民族神话与希腊神话的性别原型比较——以苗族与壮族为例

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神话的完整性、丰富性使其具有许多与希腊神话相似的原型人物。将两种神话中具有代表性的两种男女性别原型——"反抗的智者"与"红颜祸水"——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发现男性原型往往智慧英勇、敢于反抗,女性原型大都美貌动人、引来祸端。两种神话中的性别原型所隐含的共同性别意识为:男性的主导性与智能性、女性的从属性与诱惑性,它们都是根植于早期人类心理之中的共有性别意识。     

《红楼梦》与张爱玲小说的“家常”叙事

《红楼梦》取材于家常生活,摹写“家庭闺阁中一饮一食”和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这一家常生活叙事传统,被张爱玲继承,她把笔触伸向沪港市民的家常生活领域,展现了普通人的真切悲欢和复杂人性。《红楼梦》对家常生活的叙述充满艺术和诗意色彩,而张爱玲对家常生活的描述则阴暗悒郁,强化了其作品的悲剧风格。     

中国神话与叙事文学原型生成的关系

神话的感性结构、概念结构和神话思维方式,是神话研究的重要维度,也是探讨神话与文学原型生成关系的几个重要维度.中国神话与西方神话相比具有自身的特点,这决定了中国神话对文学原型生成的影响也不同于西方.本文从上述几个维度,探讨中国神话与叙事文学原型生成的关系及其置换变形.     

特别翻译的背后——离散经历对辜鸿铭典籍英译的影响

在浩如烟海的儒家经典中,辜鸿铭首先选择翻译的是《论语》和《中庸》,他的译本和其他译者(包括汉学家)的译本比较起来有诸多特别之处,他本人也在《论语》译本的副标题中表明他的是一种特别的翻译.在决定译文这种特别面貌的各种因素中,辜鸿铭本人独特的离散经历对他的翻译心理、译本的选择及翻译策略的采用起着关键的作用.     

《呐喊》的叙事视角类型及其话语表达模式的翻译

《呐喊》小说集是鲁迅问鼎文坛的一部力作,也是中国现代小说创立的基石和成熟的标志。以往对鲁迅作品的研究偏重于对其思想性、革命性和社会性的分析,对其艺术形式的探讨、特别是对其小说中多种叙事视角的应用及转换的研究重视不够。从叙事学的角度切入,主要分析鲁迅小说集《呐喊》中叙事视角的三种类型及其转换,以展现其对中国现代小说叙事的深远影响。简要分析不同叙事视角的选择对小说话语表达模式的影响,并通过对比分析汉英两种语言在话语表达模式上的异同,结合《呐喊》原文本与杨宪益和戴乃迭合译的《呐喊》译本,探索各种言语表达模式的翻译策略,以期对小说叙事中不同表达模式的翻译有所启示。     

《孽海花》的现代小说价值和叙事话语形态

我国传统历史小说大体有两种叙事模式,一种为史传文学叙事模式,另一种为通俗演义的叙事模式。清末民初,以《孽海花》为代表的别一种历史叙事在悄然地崛起。本文主要从人物的非英雄化与非道德性、多重叙事话语的交响以及在历史与小说之间等三个角度来对《孽海花》的历史叙事作了初步分析,并且提出了一些自己对《孽海花》在叙事方面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