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的叙事美学追求

《活着》不但意蕴丰沛,而且在叙事美学方面,亦提供了一种范式.《活着》具有典型的双重叙事结构,不仅产生了两个叙事者,还由此引入文本的叙事视角和故事的叙事视角,这就使得“我”和“富贵”在互为“他者”中,以“我”的“串场”的形式进行了视角的转换,在让文本得到“冷处理”的同时,也使故事的悲伤经过“时间”的淡化;小说还有独特的故事情节,不论在文本的叙述,还是故事的叙述,以及人物的情感方面都遵循一种从“平衡”到“不平衡”再到“平衡”的状态,使小说的叙述张弛有度;此外,作者采用交错的叙事时间,使得叙事顺序和叙事时距及叙事频率恰到好处地安排在小说之中,达到一种非凡的叙事美学效果.     

异托邦中的异托邦：当代美国医生书写中的空间叙事

当代美国医生书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对福柯异托邦理论的阐释性写作。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作为其书写的重要场域——医院本身就是一个异托邦;其次,医生书写创造了一个诗学空间来抵制理性至上和科技至上的职业规范以及社会规范。医生作家尝试在文学与医学构成的边缘空间,展示医院这个异托邦里各种关系构成的权力网络如何发挥作用及其后果。医生书写同时也是具有自觉意识的医生作家试图从边缘空间介入现实,建构新的自我的有益尝试。     

莫言小说儿童叙述视角和叙事方式的演变

莫言创作的儿童叙述视角前后出现了三个不同时期的变化:1980年代的作品中,作家注重孩子的"听"和"看",展现外在于孩子的世界;1990年代的作品中,注重从孩子的心理感受和体验出发,展现儿童丰富的内心世界;21世纪以来的作品,以《四十一炮》为代表,作家让一个孩子无所顾忌地说出自己想说的话,而没有被政治、文化、经济所束缚之人对他进行阻拦和打扰。从1985年《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不说一句话,到2003年《四十一炮》中罗小通整篇的喋喋不休,经过了近20年的创作路程,莫言完成了其小说创作儿童叙述视角叙事方式的转型。     

20世纪东亚抗日叙事研究现状与展望

20世纪东亚抗日叙事是一个十分丰富的文学资源宝库,其中既有东亚各国的国别文学,又有跨国家、跨民族、跨文化的东亚文学交融,特别是“抗日”这一东亚文学的共同主题更加彰显了抗日叙事研究的重要价值和意义。进一步发掘和整理东亚各国的抗日叙事文献资料,通过东亚叙事的比较研究,阐明东亚抗日叙事的文化内涵、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为东亚人民正确认识东亚近现代史、弘扬东亚精神、强化东亚文化认同、构建当代东亚文化共同体提供历史文化依据。     

知识冲突还是政治反抗——广东地方精英对民初革命党人社会改造的抵制

民国初年在广东执政的革命党人从革新教育、改变观念、改良习俗、改进风气以及改造市政等多方面谋求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推动近代社会的变革,却遭遇了具有很强"趋新"与社会参与意识的地方精英之强烈抵制,表面上看这是新旧知识体系的冲突与较量,实则是地方精英对革命党人政治排挤的一种反抗。广东军政府推动社会变革的艰难局面典型地反映了辛亥革命社会基础之薄弱与策略失误。     

论叙事话语分析作为广告批评路径的背景、意义和问题

后经典叙事学的兴起将叙事研究的视野扩大到各种媒介和各种类型的叙事,当然也包括广告叙事.在后经典叙事学的观照下,以叙事话语分析作为广告批评的路径,可以使广告批评从观感式的批评转向科学性、系统性的分析,并实现形式审美批评与意识形态批评、社会文化批评的结合a叙事话语分析作为广告批评路径将面临对象身份确认问题和叙事碎片化问题.     

论海登·怀特的后现代主义叙事学对新历史主义小说批评的意义

海登·怀特的后现代主义叙事学对评析新历史主义小说的真实性问题有多方面的启示,包括历史话语自身的虚构性,历史真实性包含的主观因素和不稳定性,以及历史真实性与文学再现模式和意义揭示相关等.借助怀特的理论,本文认为,新历史主义小说在精神实质上质疑传统历史的真实性和颠覆传统的历史观,其历史真实性很薄弱,在文学真实性方面则有重要贡献.     

论汉魏六朝笔记小说的叙事风范

汉魏六朝是中国叙事传统发生和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其基本事实是:由子、史传统衍生出的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轶事小说),即笔记小说,表现出一系列与正史和辞赋有所不同的叙事风范.在注重文笔之辨的时代风气中,伴随着"谈助的名士化"和"传记的见闻化",笔记小说的叙述呈现出四个显著特征:不注重人物生平的完整性;大量采用限知叙事和存疑语气;风格简淡,有别于史家的庄重和辞赋的绚烂;而粗陈梗概,.删削细节,则意在回避现场感,与辞赋之致力于强化现场感迥异,也与并不完全排斥现场感的史家有所不同.     

从历史叙事走向文学叙事——从史料的运用看《吴越春秋》的叙事特征

<吴越春秋>作者运用史料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通过艺术想象创造审美形象的过程.其方法有四种:1.传闻异辞,择善而从;2.博采史料,重新组合;3.曲意改铸,移花接木;4.点染生发,踵事增华.作者始终遵循这样一个基本原则,即服从作品整体的艺术构思,对历史事实进行具体的审美把握,用审美理想之虚驾驭史籍材料之实,经过艺术的想象和概括去创作.这种叙事手法,已经从历史领域跨入了文学领域.     

结构主义视野下白先勇《台北人》新读

在<台北人>的思想体系中存在着一个非常复杂的循环否定的二元对立关系.一方面,作者通过对秋天与冬天衰败零落的景物、寂寥凄清的气象的偏重性叙述,暗示了自然界对人类的冷漠与蔑视以及人的生命在流动的时间面前的困窘与无奈.另一方面,作者又不满足于对过去的留恋,而是对现在与未来保持着不懈的好奇和追索.与这种复杂的意蕴相一致,<台北人>中又存在着空间形态与空间经济两种对立的深层结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