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本化倾向、影像化诉求和电影化技巧——当代小说叙事的新视角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视觉文化的来临,电影等视觉艺术的表达方式对当代小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渗透.它们使小说突破传统语言的叙事模式,追求一种视觉化、动态化、模仿化的特点.其具体变化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当代小说叙事出现剧本化的倾向,小说尽力使用视觉造型动作来展现人物.其次,当代小说叙事出现影像化诉求,小说创作追求语言描写的镜头感和画面感.再次,当代小说叙事积极吸收了一些电影化的手法和技巧,作家们也越来越注重对小说色彩和声音的渲染.当代小说中的剧本化倾向、影像化诉求、电影化技巧,毫无疑问适应于当代文化转型、人们的思维变化这些事实,与整个时代和社会思潮的变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道德箴规与中国文学叙事的救赎情结

惩恶扬善的道德箴规制约着中国文学的发展,在民族心灵文化图景上形成一种追索历史、质问自我的叙事张力,这种拷问灵魂的理性主义取向,影响着中国文学宏大叙事的发展轨迹.对人性的挖掘,对故事结局的设置,呈现出一股基于民族心理积淀的救赎潮流.现实生活中的巨大情欲磁场,促使神道设教向人情回报位移,道德说教流于形式,其针对现实社会的救赎效果往往被汹涌的写情道俗思潮所冲蚀,受到一定范围的打压,消解了它的道德震撼效应.     

"个人化"写作与市场消费

"个人化"写作是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一个关键词.它意味着以个人的姿态反抗集体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为主体独立和人性自由赢得了一定的美学空间.同时,它专注于个体私人经验和欲望体验的表达,无可避免地堕入了文学自恋的泥潭,又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市场运作的消费规则.     

徘徊在革命意识与女性意识之间——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解析

革命意识规约下的女性意识,作家真实自我的鲜明印记,百转千回的情感郁结和体验,既是<我在霞村的时候>这篇小说主旨暧睐不明、意蕴横生的主要原因,也造就了它超越时代的永恒艺术魅力.从叙事状态、丁玲特殊的人生经历、写作传统和个性等方面,对作品进行了个人化解读,认为正是作者在革命者和女性身份之间的游移,业已形成的五四写作传统与新的革命形势的遭遇,被国民党囚禁的屈辱经历和强烈个性注定的表达欲望的纠结,带来了文本的复杂性、开放性,使文本具有巨大的阐释空间.     

迷惘、顿悟、解困——论韦尔蒂畸零人小说的叙事模式

美国南方作家尤多拉·韦尔蒂的小说别具一格,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她的南方畸零人故事。文章从小说文本的总体关照、表层叙述和深层解读入手,通过对畸零人背景的介绍、场景与瞬间技巧的独特运用以及小说人物从迷惘到顿悟从而解困的故事发展模式的分析,总结了韦尔蒂畸零人小说的叙事模式,展现其作品独特的艺术魅力。     

永久的憧憬和追求——萧红小说中的个体叙事

在中国现代文学浩如烟海的作品中,萧红的小说创作始终以对个体命运的关注和描写而特立独行于主流的宏大叙事.在巅峰之作<呼兰河传>中,她把她的儿童视角、主观色彩、忧郁气质和自由精神融入了那一个个关于生命的故事叙述中,在呼兰河的人们曾经怎样和可能怎样的生命故事里摸索到生命的应然与实然.     

论《青春之歌》的个人叙事与历史叙事

运用当代叙事学“聚焦”理论分析《青春之歌》在个人叙事与历史叙事间相互纠缠的现象,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作者创作动机上的两重性。     

“文革”叙事与新移民作家的叙述视角

"文革"作为我们民族历史中不可忽略的段落,包孕着太多的政治和文化内涵,理应是中国文学表现的重要主题,因为文学始终都承担着对民族历史叙述的使命。在近年日益引起评论界重视的新移民作家群体中,"文革"也是一个重要的书写点。新移民作家的"文革"叙事与内地的同类文本,当然有其相似之处,因为面对的精神资源是同一的。但新移民作家的"文革"叙事又绝不是内地同类文本的简单重复,它显然呈现着自己的独特立场和美学风格。应该说,新移民作家的"文革"叙事与内地的"文革"叙事构成了一种互补,共同构筑着中国文学中对于"文革"历史的记录。     

论“东北作家群”小说的民俗叙事形态

从民俗叙事角度来看,"东北作家群"小说呈现出共时性复合叙事的形态特征.多形态叙事在不同作家身上具有鲜明的侧重点.概括起来讲,萧红主要以启蒙叙事见长;萧军重在凸显民间叙事风格;而端木蕻良则是典型的"社会分析"叙事.     

童眸里的世界:别有洞天的文学空间——论新时期儿童视角小说的独特价值

儿童视角小说在叙事智慧、文化意蕴、伦理向度上都显示出相当的独特性和深刻性.这类小说通常以儿童充当生活的见证人、审视者与叙述人,以现实与回忆的迭合、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的并存、儿童话语与成人话语的复合,构置具有较大时空涵客的叙事框架与文学空间;作家以儿童作为人物视角包含着作家建立一种新的叙事法则、反抗既定语言秩序、重新叙述历史和生存体验的文化意味;儿童视角小说注重摹写儿童的生命感觉、情感心理,对儿童本体的生命与灵魂给予了深切的关注,显示了崭新的叙事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