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与“脱危”之后：社会心理学的晚近发展

50年前社会心理学发生的“危机”是影响其当代走向的标志性事件。这次危机导致了社会心理学内部与外部两方面的变化：在内部,不但引发了原本占主流地位的美国社会心理学的再造,以行为主义为基础的研究范式弱化,新的“认知革命”兴起,而且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新生的社会建构论也破土而出。在外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本土化运动向美国主导的研究范式提出了挑战,其中最显著的是欧洲社会心理学成功建立了“第二个知识中心”,并通过社会表征理论、社会认同理论及话语分析技术等反过来影响到原本占主导地位的美国社会心理学。     

清代乡村民事纠纷的化解机制与现实困境——基于清代州县司法实践的考察

追寻和谐稳定的乡村社会秩序是清代国家治理的重要目标,但是在乡村日常生活中矛盾、冲突不断,相应的民事纠纷层出不穷,从而对乡村社会治理提出了严峻考验。为了应对繁杂的乡村民事纠纷,无论民间社会还是国家政权都不断探索符合乡村秩序和国家治理需要的解决方案。受儒家“无讼”观念影响,礼治规范与调处息讼成为清代解决民事纠纷的首选策略,州县官也因此具有了民之父母的宗法身份。但是清代的司法实践表明,“健讼”是社会的常态,民事诉讼的化解机制呈现多元模式。清代州县官兼具父母官与刑名官的双重身份,在民事纠纷的化解实践中,无论是国家还是民间都重视发挥官方“法治”的解决途径,并将其作为根本依据。清王朝在调整、完善、强化州县司法审判体制的同时,充分调动乡村社会的各项资源,力争实现国家对地方社会秩序的有效控制。     

身体的审美反思及其审美之道建构

审美的身体不仅是艺术的身体主题,也是日常现实中的身体主题,呈现为身体审美的实际参与性与在场性。随着消费时代的到来,身体更是卷入消费的中心,呈现作为资本和偶像的身体表征,衍生出身体审美的若干误区。建构身体的审美之道,应当秉持客观冷静的反思性态度。在拨开身体审美误区的同时,应当警惕隐藏在审美操控下的身体异化本质,提出构建身心和谐的身体审美之道,有效抵制错误的身体审美意识对身体的规训和戕害。     

坚持发展硬道理——对“第一要务”的内涵、要求、实现途径和根本目的的认识

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论断,深化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思想。发展,首要的是经济的发展,这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和根本任务决定的。发展,必须是在确定经济发展这个中心、突出这个重点、强调这个基础之上的包括政治、文化、科技、教育、社会等内容在内的全面发展,这是由社会主义社会追求的完整的价值目标所要求的。发展的方法和途径可以多种多样,但“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的目的是唯一的,即归根结底是为了维护和实现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坚持和实践“三个代表”的本质要求,是为什么要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硬道理。     

从"是"能否推出"应该"?--兼与程仲堂教授商榷

尽管事实与价值并非绝对对立,但它们仍是有区别的.从"是"到"应该"没有直接的(演绎的)逻辑通道.在演绎逻辑的范围内,"自然主义谬误"是不可反驳的.逻辑经验主义否认道德判断的合理性的错误在于坚持狭隘的合理性观念.如果不固守演绎的"推出",就可以用"是"说明"应该"的合理性.     

现代小说中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流

小说,作为一种最具社会性和大众化特色的文字形式,长期未被纳入文学的正宗。其在中国文学中地位的确认与抬升,初始于近代文学,隆盛于现代文学,丰赡于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之中。在中国现代文学大厦的构筑者中,无一不是得益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承传和对西方文化的汲取。他们的创作,实际上正是从这种碰撞中迸出的火花,从这种交流中所形成的结晶。当然,无论承传传统文化,抑或汲取西方文化,其在本质上都是一种变革与创新。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能够蔚为辉煌,其因盖在于此。     

20世纪30年代的内蒙古行政建制问题

在民国史上 ,内蒙地区多次出现“自治运动” ,其发生虽然同当时国际关系和政治形势有关 ,但实质上是省县与盟旗并立的双重行政系统和由之而来的矛盾与冲突带来的。本文从 3 0年代德王即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兼苏尼特右旗札萨克德穆楚克栋鲁普“自治”着手 ,探讨此问题 ,认为建制不解决 ,冲突和矛盾就不断。     

后现代文化观

后现代文化作为后工业社会人类拥有的一种生存状态、精神样式和美学实践,其目的、性质、对象、形式、内容、功能和价值都发生“哥白尼式”变化。一种健全的、非祛魅的、更多尊严和更多自主性的文化将是非异化的、人道的、自由的、多元的、反本质主义的、非决定论的多种文化形式的混合体。特别是第四世界文化将日益超越政治、国家、阶级、种族、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真正实现自在和自为的统一;构建高质量的人文生态,塑造完整人性。     

新潮社新论

新潮社是五四时期一个有着明显时代超越性的文化、学术社团 ,它的独特性在于其较明显的反启蒙性质。这种性质可以从他们强烈的公民意识 ,学术社会的理想 ,以及对审美现代性的追求等三个方面看出来。这种反启蒙性质是与《新青年》派的启蒙追求同时进行的 ,以前的研究忽略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