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未尽灵均恨 更有情痴抱恨长——试论《红楼梦》与屈原赋

穷而不达、潦倒落魂、志向难伸、愤懑■傺的共同人生境遇，促使屈原、曹雪芹写出了空前绝后的奇诗、奇书。不仅屈原光照千古的人格力量感召着曹雪芹，而且屈原赋的思想情感和艺术手法也深刻地影响了《红楼梦》。本文从奇幻的风格，讽兼比兴的象征艺术、《芙蓉女儿诔》的创意和表现手法、环境描写、史湘芸的名字、黛玉的第三首题帕绝句方面，探讨了《红梦楼》与屈原赋的关系。     

蜀道意象的文化解读——以李白的《蜀道难》为例

摘要：蜀道自古以来就以山势险峻、羊肠一线、壁立千仞、飞栈连云著称。在古今文人笔下，蜀道的艰险高危被敷衍得淋漓尽致，“蜀道”也就常成为历代墨客骚人笔下道路难行、仕途险仄的代名词。中国古典诗歌从屈原确立了楚辞“比物类志为之颂”的比兴体系及“发愤以抒情”的文学传统之后，文人托物寄情、借物言志的传统就一直传承下来，文人笔下的“...     

藏书著书之风与齐梁文学繁荣

齐梁文学繁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与文学观念的更新有较为直接的关系以外,齐梁时期藏书著书之风兴起应该说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以沈约、梁武帝、梁简文帝、梁元帝以及昭明太子等人为例,对藏书著书之风促进文学繁荣的现象进行了具体分析。     

论司马迁的诗学观

自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问世后,诗学就成为文艺理论、美学的代名词,即以科学的观点与方法研究文艺、美学问题。梳理《史记》中司马迁有关诗、赋的片言只语的论述,参照《史记》的实际创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司马迁的主要诗学观点:其一,本质论:"诗以达意";其二,创作论:"发愤"说;其三,价值论与鉴赏论:宗经。     

中国古代作家的创伤体验

创伤体验作为中国古代作家普遍存在的创作心理背景 ,对其文学创作活动产生着直接而又积极的作用。探讨创伤体验形成及其作用机制 ,既需要注意心理学的因素 ,更不能忽略社会伦理思想的重大影响 ,正是后者使中国古代的“发愤著书”说与西方的“苦闷的象征”说有着不同的文化意蕴 ,体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     

怨与愤:司马迁对文学抒情的认识

怨与愤都是指人在同不合理的社会环境发生冲突时产生的情感,司马迁肯定了这种情感对文学创作的意义,提出“发愤著书”说。司马迁将作家创作的动机归结为“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正是对“发愤”的最好解释。如果说“怨”侧重于抒情在创作上的表现,那么“愤”就是作家创作的动力。“发愤著书”说的提出与司马迁的遭遇及其对“立言”的重视有关。在汉儒们提出“怨而不怒”的抒情标准情况下,此说大为珍贵,在理论上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接受视域梳理和考辨唐前“发愤著书”说的嬗变轨迹

"发愤著书"是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提出的创作理论,它以情为中心,揭示了儒家"入世有为"的创作精神和"有为而作"的创作原则。在文化传承的过程中,历朝历代的研究者基本上集中在发掘和阐释"发愤著书"理论这一客体自身的文化内涵方面,而忽略了受众群体对这一理论认识和接受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和决定作用。运用接受美学理论,通过共时性与历时性的比较分析,从接受视域呈现"发愤著书"理论在不同时期被赋予的不同文化内涵,进而梳理"发愤著书"在唐前的嬗变轨迹。     

论蔡邕与汉魏文学观念之禅代

蔡邕的文学观念与他的人生经历,反映出东汉晚期各种社会因素的变化.蔡邕早期笃嗜儒学学说,执意维护文学观念的经学价值与正统性,但经历了各种人生磨难后,其文学观念发生变化,形成了发愤著书与抒写真情的文学观念.他的碑志文写作也折射出文学审美观念的渐变.蔡邕文学观念的禅代,成为汉魏之际文学观念变化的先驱.     

屈原“发愤”说的深层动机

中国古代＂士＂的个体价值之觉醒,以执着地追求＂人知＂为标志,渴望自身的价值被别人注目、理解、接纳,由此形成＂士＂的一种传统。人生价值无非是为＂知＂而活,为＂知＂而死。诗文的发愤而作,其根源不是别的,就是来自个体价值不被人知而导致的内心痛苦乃至心灵创伤。而发言为诗、著书为文,都是为了疏泄内心痛苦,疗救心灵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