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任人评说

人物简介: 任志强现为北京市华远集团总裁、华远集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北京市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并在华远集团持有股权的合资公司或下属公司担任董事长、总经理等职;全国工商联住宅产业商会副会长.还分别在多个社团组织、大学等机构任顾问、理事、兼职教授、副主席等职务.任志强曾当选为西城区人大代表,任第九届、十届北京市政协委员.著书<任人评说>,多次发表各种房地产理论、市场、法规、管理等方面的文章,并影响到政府政策的制定,尤其是多次参与国务院、建设部政策法规的制定,包括2003年国务院18号通知的制定.     

论司马迁天人观与文学思想之关系

中国史官文化天人观,是司马迁“实录”与“爱奇”相统一的思想及著名的“发愤著书”说的基础,并从总体上构成了司马迁文学思想的深层理论依据和逻辑起点。以往的研究正因为忽略了这一点,而对司马迁的文学思想产生了诸多的误解。     

发愤不平--论性灵说的生命意绪

性灵说的核心离不开人的情感精神,是以人的生命表现为根本的,以袁宏道、钟惺、袁枚等性灵说代表性人物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司马迁“发愤著书”引论,以屈原与性灵说的联系比论,进而指出,性灵说生命意绪中的“发愤”强调的是“势不能遏”的倾泄,“不平”在本质上为自我存在自然而有的情绪反应,意义重心落在自我个体之上,其总体精神是偏离政教的,并以此区别于传统诗教。     

发愤抒情论的中西比较谈

发愤抒情论，源自屈子，中西攸同。通观中西发愤抒情说和忧郁造艺说的整体流变，在意义选择和理论价值上，主要表现于艺术动力机制和创作心理机制两个维面。作为情感表现理论，两者都把情感作为艺术的本质特征。在表现方法上，有同有异，但以异为主导。中国的表情法理论发展是沉滞而无序的，古典色彩较浓；西方则是深入递进的，现代性色彩较浓，能够通过形式创造摆脱压抑而成为自由积极的惰感，促进人类情感的不断自我解放。     

明清时期文人小说家“发愤著书”纵观

发愤著书,是明清时期文人创作小说的主要动因之一。文人发愤著书,大致经历了一个由“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到“借乌有先生,发泄黄粱事业”,再到“写自家见闻亲历,抒穷愁不平之志”的演进过程。这是小说家由远距离寄托到近距离观照的过程,同时也是通俗小说由改编走向独创的过程。在这样的演进过程中,小说家的主体意识与创造性皆日趋增强,而小说反映社会、抒情言志的艺术功能也越来越强,并由此产生了一大批艺术水平高超的传世之作。     

发愤精神:中国文人创作的深层心理动因

关于文学创作的心理动因,古往今来的解释可谓众说纷纭,而在中国古代文人,他们更为集中的回答则是"发愤精神".     

船山思想与民族精神

正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生命力、凝聚力、向心力和创造力的集中体现,是民族文化的精髓、精华且维系、引导和推进民族文化发展的精神支柱。作为伟大的思想家,王船山在经历过战乱与亡国之痛后,对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化遗产含英咀华,进行批判总结,归宗即在"存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之统绪"。他思想中所蕴含的民族精神更是经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的传承践履而     

李贽与《三国演义》

学术界虽在不断地探讨李贽与《三国演义》的关系,但其究竟如何,至今仍有待探讨。文章虽亦以此为题,但目的却不在于明确其中所存的纠葛,而是借此讨论更加明显地揭示出的相关问题。同时,还要考察李贽的评点理论与其在《三国演义》演变过程中所带来的影响。李贽评点的特色在于童心、发愤、娱乐、疏通之精神,也可以称为是以心学为基础的明末思想潮流中显露出来的一种文化现象。目前《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似乎已经被认定为非李贽所著,但李贽的思想与评点对同时代的叶昼与晚一些的毛宗岗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不过,其间存在的各种微妙之处还有待于进一步详细考证①。     

“读书、著书与编书——管士光、廉萍和李元洛座谈会”在南湖藏书楼举行

2014年5月18日下午，“读书、著书与编书——管士光、廉萍和李元济座谈会”在南湖藏书楼举行。     

“发愤著书”对《史记》写作宗旨的升华

《史记》表现了司马迁"发愤著书"的心理状态,不过"发愤著书"不是司马迁的创作宗旨。创作主旨应该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司马迁把个人的不平和愤懑宣泄在对历史人物的褒贬上,述往事,思来者。他身陷刑狱而交游莫救,从而认清对人世的真相,并从经济的角度审视社会的发展,在忍辱痛苦中反思生死之理,他蒙冤却有口难辩,进而究天人之际,升华了《史记》主题,彰显了《史记》的写作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