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辨旨——关于《史记》创述宗旨三种观点的现代解读

自司马迁创作《史记》以来 ,古今学人对《史记》的创述宗旨提出了多种见解 ,实录说、发愤著书说、谤书说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三种看法。这些观点都包含着深厚的历史意蕴 ,立论各有所据 ,但均对《史记》的创述宗旨存在不同程度上的误读。对这些观点进行分析解读 ,探析出现这些误读的原因 ,探讨隐藏在这些观点背后的时代文化内涵 ,既可加深我们对《史记》及《史记》研究历史的了解 ,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读不同历史文化心态的视角     

论蔡邕重情求真的个性对其文学创作和文学观念的影响

东汉末年是汉魏文风嬗变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文人的创作多呈现出新的倾向，这种新倾向的代表人物就是当时的文坛领袖蔡邕。蔡邕文学创作的新变与其重情求真的个性有很大关系，具体来说：首先，由于蔡邕个性中有重情的一面，所以其碑文和辞赋的情感描写较多，抒情色彩较强；其次，在求真的个性的影响下，蔡邕在创作方式上追求缘事而发；最后，重情求真的个性促使了蔡邕发愤抒情文学观念的形成。     

试论明代宗藩的图书事业

明代宗藩藏书丰富 ,著作如林 ,雕椠兴盛 ,在中国图书事业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明代的宗室政策是造成宗藩图书事业发达的基本原因 ,也决定了其发展的特点。宗藩图书事业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论“发愤说”发生发展的历史

从“诗言志”到“发愤以抒情”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间,其中《周礼》中的“六诗”和《诗大序》中的“六义”是两个相互关联的环节。屈原“发愤以抒情”继承了“诗言志”的传统,司马迁从理论及实践两个层面丰富了“发愤以抒情”的文艺思想,司马迁以后,继续运用“发愤说”考察中国文学实绩的是刘勰。延续司马迁、刘勰等人的余绪,屈原“发愤说”的文艺思想受到后世的普遍关注。真正拓展“发愤以抒情”内涵的是韩愈和欧阳修。在遵循屈原的思想路线时,韩愈提出了“不平则鸣”与“文穷益工”的理论主张,欧阳修提出了“诗先穷而后工”的理论主张。     

发愤著书与升华说

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产生了各自不同的文学动力说。西方的文学动力说主要体现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之中。而中国的文学动力学说则体现在“发愤著书”说和庄子的思想体系中。比较其异同,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西文论的异质性,对我们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也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论“诗言志”在先秦的嬗变

本文通过对先秦具体作品及相关理论的分析，认为“诗言志”中的“志”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中各有其特定含义，而“诗”这一文体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中所担负功能屯不尽相同。     

试析《新红史》在藏族史学著作中的地位

文章以阐述<新红史>的史学价值为主旨,分析了作者著书的社会背景与修史态度;以史学对比法来比较同一时期的史学名著,强调<新红史>的鲜明特点,力求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从史学角度解析<新红史>及其著者的史学思想.     

荐书录

《竹庄诗草》十二卷，清代乾隆、嘉庆间傅玉书著。傅玉书，字素余，号竹庄，贵州瓮安草塘人。出生于书香之家，乾隆三十年（1765年）乡试中举，此后屡试公车不第，仆仆奔走；十余年，才大挑得江西安福知县，后署瑞州府铜鼓同知．不足三年罢归故里，专事著书讲学，道光初年逝世。     

"怨"的理论内涵之沿革

"怨"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个重要命题.从孔子的发端,到后世的发展,这一命题的理论内伴随每个阶段的时代特征得以沿革.     

论司马迁的文学思想

司马迁注重立言不朽,主张成一家之言,继承《春秋》笔法,写作《史记》,褒贬人事,表达情感。他联系自己的实际和有关的史实,论述文学史上带规律性的问题,提出发愤著书说。他概括先秦以来儒家的诗乐理论,重视文学的教育作用与感染力量,强调文艺为社会政治服务。他首先为文学家立传,以知人论世的方法、思想艺术兼顾的标准和公允的态度评价作家与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