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文学观的思想渊源及价值取向

《典论·论文》所说“盖文章 ,经国之大业 ,不朽之盛事”代表了曹丕对文学的基本看法 ,是曹丕文学观的理论表述。这种观念是儒家功利文学观的继承 ,但有所发展 ,其意义能引导人们给文学以更多的重视。同时曹丕还认为人生不朽的最佳途径是著书留名。曹丕著书留名的思想 ,从创作动机上激发了文人的自觉创作热情 ,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情归自然:南北朝时“发愤著书”说的审美内涵

"发愤著书"说是司马迁文艺创作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它以情感作为文学创作的立足点和出发点,重在揭示社会政治、现实生活和人生际遇等客观因素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是我国古代文论中一个重要的命题,对后世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本文运用接受美学理论,以钟嵘的"怨愤说"和刘勰的"蓄愤说"对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的继承与发展为例,阐释分析南北朝时"发愤著书"说的理论内涵和审美价值,探讨"发愤著书"说的审美内涵和审美价值的演变轨迹。     

“南湖藏书楼上谈著书”研讨会举行

2012年8月16日,由《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与《云梦学刊》共同主办的“南湖藏书楼上谈著书”研讨会在南湖藏书楼举行。来自北京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南京大学、湖南理工学院、岳阳市八中、岳阳市巴陵中学等学校的师生30余人参加了研讨会,南湖藏书楼楼主、湖南理工学院党委副书记、《云梦学刊》主编余三定教授主持开幕式并致辞。     

再探《史记》的创作动因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提到《史记》的创作动机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并提出著名的"发愤著书"说,故此古今学者以"发愤著书"为《史记》定论,并把"李陵之祸"作为"发愤著书"的缘起,甚至有学者把《史记》的成功归结为"李陵之祸"。但从"发愤著书"说提出的时间、《史记》前后思想内容和感情基调的不同来看,这种观点又有不妥之处。《史记》的创作具有多种动因。     

曾朴与曾虚白的书缘情怀

曾朴、曾虚白是父子，都是曾氏家族的名人。曾朴是近代文学与翻译界的大家、出版家。曾虚白是国民政府政要、报业家、文学家、翻译家、新闻教育家。他们从小就喜欢读书，以自己的书缘情怀为历史留下光辉的篇章。他们创办实业与报刊，从事教育，著书立说，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有大量佳作传世。     

读书、著书与教书——郭世佑教授座谈会举行

2014年6月9日下午,著名学者、同济大学特聘教授郭世佑先生应邀来南湖藏书楼举行“汝书、著书与教书”座谈会。座谈会由湖南理工学院院长、《云梦学刊》主编余三定教授主持。     

先秦至唐代“发愤说”内涵及源流考索

“发愤说”中的“愤”在唐代以前专指作家创作前情感郁结于心的憋闷心理状态,这种状态既可由愤怒等否定性情感引起,也可由创作主体极度快乐的情绪造成;“发愤”则是指作家通过文学创作来解除郁积在内心的憋闷情绪。“发愤说”很好地解释了作家进入正式创作前创作动力之所由的问题。“发愤说”滥觞于先秦的屈原,历经汉代的《淮南子》;司马迁、王逸的发展,降及有唐,孔颖达、韩愈等对其进行了新的诠释,使之成为一种成熟的文学创作理论。     

明清小说理论“发愤著书”说的形成与发展

"发愤著书"说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起自先秦,最初用于对诗文和史著创作动因与目的把握的批评中,明代之后引入对说创作、批评领域,经李贽、金圣叹、张竹坡等大家阐发、丰富和发展,一直在中国古代小说批评中占据重要地位。     

"发愤著书说"平议——古代文学争论热点研究之一

本文试对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加以深究,拟此短文,以就教于方家。     

从“发愤著书”到“穷而后工”——论中国古典文论的整合性

尽管有着《文心雕龙》和《原诗》这样高度系统化的文艺理论著作,中国古典文论在总体的形式结构上仍呈现为散点式、非系统化的特点,但这种外在特点并不能掩盖古典文论自身所具有的能够系统化的自觉整合性特征,而这突出的在"发愤著书"和"穷而后工"两个范畴中体现出来。深层透视和重新解读"发愤著书"和"穷而后工"的内涵,即可窥见其中内具的独特而典型的中国古典文论整合性。"发愤著书"和"穷而后工"的提出、形成和发展,揭示了主客观因素对创作实践活动有着深远影响的特殊规律,更重要的是它从文学活动的四个环节:世界、作家、作品、读者,全方位对文学发生论、文学创造论、文学接受批评理论的揭示,对文学规律的揭示。其特有的系统整合性使其在中国古典文论史上占有独特地位。因此,不仅在古代,而且在当今时代仍然会对其作深入的研究和现代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