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金太尔伦理学思想中的历史与道德真理

麦金太尔伦理学思想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强烈的真理意识与坚定的历史主义立场共存。尽管麦金太尔试图超越相对主义,但他所接受的托马斯主义真理观对真理相对性与绝对性的割裂已经使其不自觉地认可了相对主义的道德合理性。麦金太尔的历史叙事预设了一种目的论的历史哲学观点。在这种预设下,麦金太尔透视了西方的道德历史,并且得出了一个迎合历史判断的结论。麦金太尔的道德合理性思想实际上是历史阐释中的形式主义和情境主义冲突的产物。     

“叙事”与现实之间缺乏内聚力——对晚近几年中国小型叙事价值趋向的批判

小型叙事的优长是长篇叙事无法替代的,可以通过社会横截面、人性细节对个体乃至整个人文处境的观照,都能走向意料之外的深入层面。然而,晚近些年来的中国小型叙事,整体上呈现令人担忧的思想危机,如观照维面越来越狭窄,价值选择越来越平庸,问题意识越来越淡化,等等。揭示出小型叙事的诸种逼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能在理论批评角度,给出某种合理的解答,期望小型叙事者能有所觉醒,这也是使文学重新返回到我们时代思想文化前沿的题中应有之义。     

民族志的阐释与历史的真实——以拖雷之死为例

对于传统民族志来讲,历史记录就是历史本身或历史事实.然而,从现代民族志视野看,历史是文化建构的产物.对历史文献记录不断更新的阐释,也导致了民族志的真实性问题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关于“拖雷之死”这一历史事件,历史文献中有着不同的叙事文本,学者们对有关“托雷之死”的诸多文本也持有不同看法.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有些学者以“宫廷斗争论”来阐释“拖雷之死”,今有罗贤佑推出“托雷死于窝阔台之害”的看法,笔者试图针对“拖雷之死”这一历史事件进行的文化建构过程,对罗贤佑的这一论点提出商榷.     

《棋王》中叙述者与叙事主体的相互较量与融合

作家阿城在《棋王》中以叙述者“我”逐步发展的视角来观察和叙述主人公王一生的棋道与处世之道 ,通过表层结构“我”从寻道到悟道的过程逐步揭示出深层结构中叙事主体的价值取向 ,使文本中的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在相互较量和征服中达到一种平衡与和谐 ,这种叙述方式使文本体现出深层的内涵并具有极强的可读性。     

《桯史》叙事情感色彩的表现方法

《桯史》是一部笔记小说。全书收录南北宋轶事140余条,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桯史》记载历史事件时,在保持历史事实真实性的前提下,有很强的感情色彩,并且常借用杂剧与描写梦境等特别的方式予以表现。     

论彝族民间叙事长诗《阿诗玛》的悲剧意蕴

《阿诗玛》是彝族民间叙事长诗之一,这部叙事长诗通过描写父系婚姻伦理法则与没落的母系婚姻伦理法则的冲突下悲剧主人公阿诗玛与阿黑的悲剧命运,展现了阿诗玛这样一个不断与命运抗争却最终以悲剧告终的人物形象。本文将从社会历史原因、阿黑与阿诗玛的关系等方面揭开这部诗歌真实的悲剧意蕴之美。     

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三种深层结构

高小康在《中山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撰文指出，中国传统叙事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三种深层结构：一是历史与道德统一的正史结构。历史与道德的统一这种深层结构对于官史来讲具有意识形态的必要性。它肯定了已存在的历史事实的合理性，因而也就在劝喻统治者重道德、重民意的同时保证了每一个朝代的统治都是天命所归，具有道德的必然。对于小说叙述来说则可能更多地是在满足一种道德需要。这种需要最终被抽象为善恶因果循环报应的叙述逻辑和在戏剧叙事中常见的“大团圆”式结局。二是从情感逻辑出发的历史批判性叙述结构。历史与道德统一的叙事意图是由社会文化传统和特定的意识形态派生的精神生产活动，而情感化的叙事则是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表现。用情感逻辑来叙述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显现出来的是历史的不合理性。这意味着叙事有了与正史不同的意义。这类叙事通过强化表现历史的不合理性，而获得情感表现的强度。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日常叙事美学困境探微

"日常叙事"主题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生活化取向,在将日常观念与个体价值立场及生命意识全面开启的同时,也让文学对现实的理解和感悟进一步贴近当下。但其中叙事与日常生活距离的消失、精神视野的萎缩及艺术创新的停滞也因此成为"日常叙事"难以摆脱的审美困境。从话语主题、叙事伦理及文本构建等角度来透视转型期作家认同与文学观念的互动和深刻变迁,对于提高文学审美品格、建立较为成熟的日常叙事伦理有着不可忽视的理论意义。     

叙事经济学的理论贡献及其限度

叙事经济学把"经济叙事"纳入经济学的理性分析框架,初步论证了"经济叙事"及其所引发的心理情感因素与经济变化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建构起以流行病学为模板的理论模型及其方法论.在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反思谱系中,叙事经济学的出场无疑是引人瞩目的重大理论事件.但是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程式审视之,其理论限度是明显的:它并未颠覆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