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视角下的中世纪女巫文化

中世纪女巫艺术形象是男性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物,无论是丑陋的女巫,强健的老女巫,还是妖艳的年轻少女,这些形象都充满了对女性的歧视和偏见,惯常所见丑陋而又可怕的女巫形象体现了男权叙事对女性的丑恶化、妖魔化和欲望化。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来解读这些现象,可以说是男权叙事话语下所塑造的"性异类"。当下流行的女巫文化(如女巫电影)于无形中仍在强化自中世纪而来的男权叙事。     

比兴手法在茶包装设计中的运用

比兴手法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创作手法,也是我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和美学范畴,可以赋予丰富的现代意义。茶包装要体现茶的自然属性与中国茶道,将比兴手法运用于茶包装设计中,力图使茶包装设计在说明茶叶品性的同时彰显中国茶道,最终在茶包装领域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风格与中国味道,这是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伦理视角下中国当代文学的艾滋病叙事

艾滋病的出现与蔓延很大程度上源于人类的道德偏向和伦理亏欠。阎连科、宋江鹏等作家在作品中揭示了艾滋病蔓延过程中的伦理缺失:地方政府错误的发展理念和医疗行业的失序;现代人重利轻义的道德观念和性自由意识的泛滥。通过对艾滋病及其患者遭遇的描述,作家希望唤起全社会对艾滋病人和感染者的生命价值和健康权的关注。这也体现出中国知识分子在灾难降临时对人类的生存和命运的忧患意识与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     

民族国家召唤下的“激情”叙事——再读《红日》

小说《红日》取自战争题材,具有史诗般的魅力。细读文本我们会发现,《红日》的创作包含着民族特殊时代及作者本人特有的激情,人物形象的塑造、情节的发展都洋溢着浓列的情感。这些浓烈的情感给创作与审美带来了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     

浅析《雪之女王》叙事策略的继承与突破

韩国青春偶像剧《雪之女王》作为一部爱情悲剧,深受很多年轻观众的喜爱。从叙事学的角度看,它采用了"不定的内聚焦视角",设置了爱情实施者、爱情阻力与爱情助力的叙事结构,注重作品的季节因素、空间场景的搭建和场面的意境化传达,从而实现了对传统韩剧的继承与突破,也对我国的电视剧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中国叙事”再考

“人力车夫”和“城市街景”,是《满韩处处》与《支那游记》之“中国叙事”的典型场景,其中对“污浊”“混沌”“无秩序”等负面元素的描述颇为醒目.不少文献资料证明,此种“中国像”并非特殊的个人记忆,而是东洋“他者”的某种共同记忆.在这类“中国叙事”结构的背后,作家对中国古老文明文化的憧憬想象与目睹现实的乖离、日中两国社会现状的巨大反差,加剧了作家对中国的负面感知；近代以来世界性的中国话语建构、特别是“东方主义”观念也参与其中,限制了作家理解亲近中国的内在欲望.“绅士”式的矜持和优越感令他们难以摆脱居高临下的姿态,完成对中国的深刻体悟；而近代帝国列强的殖民欲望、脱离文明驾驭的霸权强权方式,也深刻地嵌入在时代背景中,潜在地发挥着作用.     

“理性和形象,两种思维的交叉与融合”——论吴荪甫形象塑造中独特的艺术手法

作者运用独特的艺术手法,塑造了《子夜》中的吴荪甫形象：一方面是具有很强的理性色彩,能够有力回答当时社会论争问题;另一方面是蕴含极高的审美价值,唤起读者＂美学的感应＂。纵观作者的创作过程可以看出,作者的思想深度、社会责任感及刻画人物的＂艺术腕力＂达到了统一,＂理性和形象,两种思维的交叉与融合＂,是作者独特的艺术创作方法,作者在吴荪甫形象中倾注了艺术创造的审美情愫,这种情愫来自于作者＂治国、齐家,平天下＂远大志向,既有理性思维的参与,又重视形象思维的＂回归＂,吴荪甫形象正是这种所谓＂矛盾＂的统一体,是主观情感与理性思维相辅相成的结果。     

论《米德尔马契》的母题与结构原型

以原型批评理论为基础解读《米德尔马契》人物形象利德盖特与卡苏朋反映出的追寻母题原型,及多萝西娅与利德盖特各自所展现的U型和倒U型叙事结构原型。乔治·艾略特将原型表层移位到《米德尔马契》的同时,古希腊、古罗马神话推崇知识的文化观以及《圣经》中坚守信念的基督信条被成功地进行了深层移位,双层移位得以实现。     

《红楼梦》中的音景

《红楼梦》一直备受国内外众多学者的青睐,几度掀起了研究"红学"的热潮,被中外翻译家翻译成多个版本,从而在全世界范围内得以广泛传播。其中不乏从叙事学角度进行的研究,包括视觉叙事、意向叙事等等。然而,从听觉叙事方面进行的研究特别少。所以,本文拟从听觉叙事这一新颖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去解析这一经典名著,为读者提供一场耳目一新的听觉盛宴。